精选集|《书城》杂志出版精选集：如何应对人文杂志日益小众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时间涌现了大批读书类杂志。如今留下来且仍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只剩北京的《读书》、长沙的《书屋》，以及上海的《书城》。其中《书城》杂志已创办近30年。近日，《书城》杂志出版了《看见与被看见》和《有象》两种精选集。
撰文丨董牧孜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时间涌现了一大批读书类杂志。历经时间的淘洗，当年以“书”为名的杂志仍延续至今，且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只剩北京的《读书》、长沙的《书屋》，以及上海的《书城》。这些杂志在新媒体时代依旧富有活力，各有风格。
其中，《书城》杂志已创办将近30年，所谓“三十而立” 。近日，《书城》杂志与上海三联书店合作，从最近十年刊物中遴选部分优秀作品，出版《看见与被看见》和《有象》两种精选集。第一册收录了何怀宏、陈嘉映、姚大力、葛兆光、张汝伦、江晓原等学者的文章，专注历史语境的呈现；第二册收录了郑培凯、戴燕、葛兆光、李天纲、陈平原、陈子善等学者的文章，讲述那些和人生沾边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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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与被看见》，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7月
《看见与被看见》中的史学文章“另辟蹊径” 。这并不是说它们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尽管对于初入门者，或许会有这样的所得；但真正有价值的在于，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从“读一本书”入手，得出“怎样读了一本书”以及“读出了什么”的体会，而这些所得，恰恰描绘出了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艺术史、科学史等背后的文化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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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象》，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7月
《有象》则设置了几组文章几个概念群。有的讲中国古老的茶文化，从唐代的煮茶、宋代的抹茶，一路讲到明代的泡茶；有的讲中西文化的调和，从中西医讲到兰花指；有的讲民间叙事，从家族史讲到民间文学；有的讲饮食男女，讲咖啡里的浮世漂泊；还有的讲艺术与科学，有牛顿的苦恼和乐谱里的计算题，以及恍惚困逆下的人生和关不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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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2019年部分封面绘图。《书城》杂志现由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上海书城杂志社有限公司编辑出版发行。 2014年、2015年、2018年《书城》杂志三度荣获“中国最美期刊”称号， 2019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精品期刊展”及全国中学图书馆馆配期刊推荐目录。
正如葛兆光在收录于《看见与被看见》一书的文章中所说， “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人，虽本应该做‘荒江野老’ ，却也忍不住想从象牙塔中，找个窗户往外眺望以下历史和波澜，明知做不到‘不窥牖，知天下’ ，但也像《世说新语》所说的‘南人’ ，总是试图‘牖中窥日’ 。于是，浏览的杂书，有时便成了眺望的窗户。 ”《书城》收录的文章具有这种杂食性，是上世纪末以来知识分子表达阅读杂感与学术思考的一扇窗户。
一直以来，《书城》杂志的编辑方针兼顾文章的学理性与可读性、思想性与趣味性。如何处理这些要求的内在矛盾性？8月15日，在上海书展的《书城》精选集《看见与被看见》《有象》新书发布会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谈及了办杂志的难题，共同忆及了十几年前，他们共同担任执行编委的时候，如何讨论杂志形式的优化。
《书城》的作者，自始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然而编委希望将《书城》的受众定位为高中以上、爱读书的读者，于是商量下来，认为文章不要太长，六七千字就够了，要比正式论文短一点，比报纸书刊长一点。分页标题
如今，新媒体时代早已如日中天，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越来越短，愈发碎片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好文章的标准也因时代而发生了动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指出，尽管当下的媒体文章越来越通俗，但他们仍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好文章就是好文章” 。无论任何类型的通俗媒体，都需要好的文章，至于“写得精妙，可读、有思想、有学术性” ，在今天仍是一本优秀的人文杂志对于写作的内在要求。
撰文丨董牧孜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刘军
（责任编辑：徐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