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入华”背后的历史观

“甘薯入华”背后的历史观先分享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16世纪90年代初，中国福建月港的外贸商人陈振龙在前往菲律宾群岛的途中，初次遇见了一种由西班牙人从中美洲带来的块茎作物。菲律宾当地的马来人把这种块茎作物当作食物，大量种植。在亲自品尝后，陈振龙十分喜爱这种作物，于是他躲过西班牙海关人员的检查，把它带回了家乡。回到福建后，陈振龙将它栽种于「舍傍隙地」（清·陈世元：《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并引之为新奇异物而与亲友分享。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中国正值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地处东南沿海的月港同样深受其害：连年的暴雨、洪水使当地的粮食作物遭到了灭顶之灾，大饥荒亦随之而来。就在地方官员焦头烂额的时候，陈振龙的儿子，当时福建巡抚的幕僚陈经伦，站出来向政府官员们展示了父亲从海外带回的这种新奇作物，并说明了它易于种植、照料与生长的特征。在得到上司的授意之后，陈经伦将这种作物的枝条与栽种方法分享给了月港民众。是年秋天，这种作物的培植大获成功：「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不为害」（清·陈世元：《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据记录，在那个年代，月港近80%的人靠食用这种作物而得以存活。月港人的培植经验与收效使这种作物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继而使它快速地被其他地区的农民引入与推广，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成为了中国几个人口大省，如江西与四川的重要口粮。在这个故事中，那种力挽狂澜的块茎作物，便是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常见食物——甘薯。事实上，在我们今天常见的粮食作物中，同样在16世纪之后才进入中国的，还有玉米与土豆。

| 甘薯、土豆、玉米经过推广，这些外来的粮食作物大大缓解了中国明清时期的粮食危机，并使中国进入了农业经济空前发达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口数量由16世纪初的一亿多，激增至19世纪中叶的四亿多。上述这个故事并非坊间传闻，而是记录在包括美国历史学家曼恩（C.C.Mann）的《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1493: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一书在内的许多全球史著作中。

| 《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作者：查尔斯·曼恩译者：朱菲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16年在全球史研究中，「甘薯入华」是一个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在「甘薯入华」、「玉米入华」、「土豆入华」等故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16世纪欧洲扩张与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历史背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原产于世界各地的物品，才因西方商人的全球流动而发生了跨地域交换，最终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文明原有的历史进程。在对「甘薯入华」的历史研究中，引导历史学家思考方向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它与传统史观不同，被称为「全球史观」。直到上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大多秉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也即世界各地文明是独立发展的，直到文明之间开始相遇。但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却反对汤因比的观点，他就是后来因「世界史」系列闻名全球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麦克尼尔认为，世界文明是互相联系，在互动中得到发展的。这种「全球史观」在80年代前后走向成熟。历史叙事，也从汤因比时代，转向了麦克尼尔时代。全球史观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相比于过去着眼或强调单个文明的历史叙事模式，全球史观将全球各个文明视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并将一个文明的发展历程放入与其他文明的关系网中进行解读。借助这种史观与大量既有的全球史著作，我们便能注意到那些因局限于传统历史叙事模式而被忽略的历史事件，「甘薯入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少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这个事件往往不值一提，更别提像《1493》这本书一样，大书特书了。在中国传统的史观中，史家的研究视野往往被限定在单个文明内部的历史进程上。举个例子，《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便体现了一种以中国自身文明为界限、以政治借鉴功能为导向的历史叙事模式。若依这种史观，像「甘薯入华」这样的「小事」、陈振龙这样的「小人物」，连同它们背后隐藏的世界图景——也就是大航海时代，极有可能不仅不会引起史家的注意与深究，还会迅速地被时间埋没。对于中国历史的书写，清末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便在《新史学》一文中评论说：「……（中国传统史学）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时代，如中国之史，其地位则仅叙述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梁启超：《新史学》）

| 《新史学》作者：梁启超校订：夏晓虹、陆胤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14年不过，随着现代新史学的建立、新视野的获得，以及全球化的深入，这一情况已得到改变。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认为，采用一种放眼全球的眼光，更新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中国历史的叙述模式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传统历史叙事模式的局限，更好地满足当代中国人理解自身，理解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要求。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便在《极简中国史》这门课中指出：「我们要『一览众山小』地使用全球史观的视角，观察作为一个族群、一个实体的中国同全球各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在今天这个时代，人类是作为整体，处在共同的历史进程中的。世界各个文明面对着休戚相连的问题，如国际贸易、气候变化、瘟疫......人类迫切地需要分享彼此的视野，共探前进的良径。就像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言：「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都要探求新的答案。」全球化时代，更需要自觉地借助全球史观，重新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