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
王彬彬 ,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 。 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 ,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 , 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 。 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 , 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 , 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 , 还真不行 。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 。 在这样的年代 , 要进行革命和造反 , 也不可能拒绝流氓 , 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 。准确了解了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革命 。 反过来说就是 , 不了解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革命 。01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 , 有一本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2005年4月) 。 萨孟武 ,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 , 所长为政治学与社会学 。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初出版于抗战之前 。 20世纪60年代 , 作者在台湾做了较大的增删 。 北京出版社所印的 , 应该是增删后的版本 。萨孟武将宋江们所盘踞的梁山泊 , 视作一流氓社会;将梁山泊“好汉”们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 视作流氓革命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 , 它的构成分子 , 以流氓为主 , 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 , 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 , 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 ,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 , 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 , 公孙胜为云游道人 , 刘唐飘泊江湖 , 没有一定职业 , 三阮打渔为生 , 并做私商勾当 , 白胜为闲汉 。 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 , 没有正当的职业 , 或在山林‘剪径’ , 或在江湖‘揩油’ , 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 , 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 , 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 , 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 , 而讳言他们的出身 。 ”(第6-7页)其实 , 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 ,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 , 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 。 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 , 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 , 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 , 还真不行 。 中国有古语云:“秀才造反 , 十年不成 。 ”仅有“秀才”的革命 , 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 但是 , 要革命 , 要造反 , 完全没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 。 在中国历史上 , 略有声色的革命、造反 , 大抵是“秀才”与流氓共同完成的 。不过 , 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 , 却必须是流氓化了的“秀才” , 或是甘愿与流氓为伍、认同了流氓的价值观念的“秀才” 。 在“秀才”与流氓共同进行的革命、造反活动中 , “秀才”与流氓的关系有两种: 一种是“秀才”发动、领导流氓革命、造反 。 梁山泊就属这种形式 。 宋江本是刀笔吏 , “刀笔精通 , 吏道纯熟” 。 浔阳楼的“反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 , 但毕竟是会做诗的人 。 总之 , 宋江好歹也算个读书人 。 梁山泊如果没有李逵、刘唐、白胜、三阮这些流氓 , 固然不成;但如果没有宋江、吴用这样的读书人 , 也决不能那样轰轰烈烈 。“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 , 历史上很多 。 所谓“太平天国”的革命和造反 , 也是一例 。 洪秀全、冯云山 , 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 。 虽然未售 , 但毕竟有考秀才的资格 , 毕竟多次进入考秀才的考场 , 勉强也算得个准秀才 。 没有杨秀清一类流氓 , 这场革命和造反 , 固然闹腾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洪秀全、冯云山一类人的筹谋 , 没有他们弄出一种邪教作为意识形态 ,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秀才”与流氓的另一种关系 , 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 。 当然 , 更准确的说法 , 是一个(或一群)大流氓 , 发动和领导许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 , 而在这过程中 , 却注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刘邦和朱元璋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过 , “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也好 , “秀才”被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 , 作为“秀才” , 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场“转变立场”的革命 , 都要在“身份认同”上完成一次造反 。 必须放弃读书人的价值观念 , 必须改变读书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 , 而向革命和造反队伍中的流氓看齐 。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 , 是需要“秀才”的知识、眼光 , 而并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属于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 。 换句话说 , 革命和造反 , 只需要“秀才”的技能 , 而并不需要那种“知识分子精神” 。 在革命和造反中无论是作为发动和领导者的“秀才” , 还是作为被借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 , 都必须在保留“秀才”的技能的同时 , 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 , 最大限度地与李逵、刘唐、白胜、三阮们“打成一片” 。02 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 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 , 一是豪族 , 如杨坚、李世民等是 。 二是流氓 , 如刘邦、朱元璋等是 。 此盖豪族有所凭借 , 便于取得权力 , 流氓无所顾忌 , 勇于冒险 。 ”(第1页) 萨孟武指出: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 。 ……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 , 多由流氓发动 。 他们没有‘身家性命"""" , 而生活又不安定 , 生的快乐既未尝过 , 死的苦痛也不恐怖 。 他们最肯冒险 , 由九死一生之中 , 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 。 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 , 而成群结队之后 , 就可以横行江湖 。 绅士们怕他们捣乱 , 农民怕他们鱼肉 , 他们在中国社会上 , 乃是化外之民 , 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第5-6页)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 。 在这样的年代 , 要进行革命和造反 , 也不可能拒绝流氓 , 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 。1925年至1926年间 , 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 ”这句话后来成为毛式名言之一 。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章 , 临近结尾 , 有这样一段话:此外 , 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 , 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 。 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 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 , 如闽粤的“三合会” , 湘鄂黔蜀的“哥老会” , 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 , 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 , 上海等处的“青帮” , 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 。 处置这一批人 , 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 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 , 但有破坏性 , 如引导得法 , 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里说的 , 其实就是萨孟武所谓的流氓 。 萨孟武对中国流氓的看法是:“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 , 也不想劳动 , 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 , 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 。 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 , 纵令他们全部灭亡 , 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 , 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 。 ”(第4页)而毛泽东在这里 , 虽然也指出了他们“有破坏性” , 但对他们的同情、肯定、欣赏却表现得很分明 。03 流氓应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 , 但中国的流氓自有“中国特色” , 因而 , 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流氓之间 , 也会表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在中国生活过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 , 专门谈论了中国的“乡村地痞”:可以说 , 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 , 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 。 换句话说 , 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如我们所知 , 地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 这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或不常有独霸一方的人 , 而只是说中国地痞运用权力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 。 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平 , 不愿卷入争端 。 我们的祖先曾经野蛮而好战 , 他们之中也有地痞 , 但其特点与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中产生出来的地痞有着本质的区别 。 (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第213页)按明恩溥的理解 , 中国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胆小怕事、苟且偷安、能忍则忍为前提的 。 当然 , 还有一个因素 , 那就是地痞往往是最贫穷的人 , 他们无所失去 , 因而也就无所畏惧 。 而良民百姓则往往上有几片瓦、下有几寸土 , 令他们深为牵挂 。 中国有一句俗话 , 叫“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 就把流氓地痞与良民百姓的关系说得十分生动和深刻 。1948年 , 赵树理发表了小说《邪不压正》 ,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跃 , 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乡村政权怎样被流氓地痞所掌握 。 小说发表后自然招来非议 。 1950年1月15日 , 赵树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一文 , 为自己辩护 。 其中说:据我的经验 , 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 。 因为流氓是穷人 , 其身份容易和贫农混淆 。 在土改初期 , 忠厚的贫农 , 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 , 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 , 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 。 只有流氓毫无顾忌 , 只要眼前有点小利 , 向着哪方面也可以 。 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 , 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 , 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 , 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 , 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 , 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 , 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 , 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 。 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 , 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 , 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赵树理不是托派 , 但他对“土改与流氓”问题的忧思 , 也没有被主流政治接受 。 从《邪不压正》开始 , 赵树理就不断被批判 , “文革”中更是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 , 最终惨死 。我不知道 , 仅仅思考过“土改与流氓”问题的赵树理 , 在“文革”中是否又思考过“文革”与流氓的关系;我也不知道 , 如果赵树理能在“文革”中熬过来 , 在“文革”后仍然能够思考 , 他是否会思考整个这场革命与流氓的关系 。但是 , 在这方面 , 值得探究和思考的问题的确很多很多 。 明恩溥说 , 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社会 。 那当然也可以说 , 准确了解了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革命 。 反过来说就是 , 不了解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革命 。记不得在哪本书上看到 , 江湖帮会中的一条“道德准则”是:“自己的事再大 , 也是小事;帮会的事再小 , 也是大事 。 ”这让我想到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话:“个人的事再大 , 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 , 也是大事 。 ”这句“江湖话语”与我们整个社会数十年间奉为圭臬的话语之间 , 显然有着亲缘关系 。 这样的情形应该并非个别 。 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查一查:长期以来 , 作为正面的东西出现在各级教科书上的那些话 , 有多少原本是江湖黑话;长期以来 , 我们用来表决心、献忠心(甚至献爱心)的那些话 , 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话语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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