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40年波澜壮阔的社会进展 ， 碰撞出不少思想火花 。 但现在人们普遍有一印象 ， 认为“当代中国无大师”；比之前代（清末到民国） ， 现在的中国思想界似乎显得平庸、乏味 。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 每个时代 ， 人的天赋是相近的；成就之不同 ， 取决于不同的教育条件和时代的风云际遇 。 以当代中国的教育普及程度及其时代风云变幻 ， 思想者的成就又怎么可能不如前人？造成错觉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当代中国 ， 思想、学术的分量变轻 ， 商业和政治覆盖了大部分社会空间 ， 思想真正变成了这两张“皮”上的“毛”；身在其中 ， 思想者在人们的视觉中自然“大”不起来 。 二是当代成为“大师”的条件、要求更高 。 前代只需拥抱西方 ， 将西方已经形成的思想、理论落脚在中国的土壤上就可称“大师”；现在 ， 却需要跳出西方既有理论的窠臼 ， 依托中国独特的实践经验 ， 形成自己独有的东西 。 这种东西不但形成更难 ， 要获得西方话语氛围下的普遍认同 ， 更难上加难 。 所以 ， 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是：大师有 ， 公认难 。正因如此 ， 不同人心目中可能有不同的大师 。 在这里 ， 且说说我自己认同的当代大师及其划时代的思想成就 。第一位是黄纪苏先生 ， 他的比较性竞争理论将不平等的起源、对平等的追求归结为每个人都有的基本心理——比较意识 ， 可以说从根基上刷新了左翼理论 。 相对于传统的左翼理论 ， 他至少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彻底颠覆：一是将不平等的根由归因于内而非外 ， 与制度、环境无关 ， 它就是根植于人的普遍心理 ， 所以不以尧存、不以纣亡 。 在原始社会私有制出现之前 ， 它就存在；如果将来真的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其他什么 ， 它也依然会存在 。 显然 ， 对于不平等的这种解读 ， 比之马克思将不平等与私有制挂钩 ， 更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与历史的客观事实 。二是一改从卢梭到马克思的激进与极端 ， 为左翼思想找到了一种温和、包容的思想根基：既然不平等是源于每个人心中都有的比较意识 ， 而不是专为某部分人服务的某种制度安排 ， 那么 ， 对平等的追求就用不着那么“苦大仇深”、非得要“将旧世界砸个稀巴烂”不可 。 从这一根基出发 ， 可以构建一种全新、温和的左翼理论；即使不自建体系 ， 如果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进行适应于时代的成功改造 ， 比较意识与比较性竞争理论也可作为第一块理论基石 。 实际上 ， 这也是我所知的 ， 左翼理论方面现存唯一坚实的基石 。虽然就解释力和覆盖面而言 ， 已经成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强大得多 ，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支柱的两大基石 ， 现在已经松动 。 剩余价值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 ， 误认为价值的产生只需要母亲（劳动）、不需要父亲（资本） ， 在当代 ， 这显然难有说服力；历史唯物主义至今是很强大的思想工具 ， 但一个“唯”字 ， 展露了其片面与偏颇 ， 哪怕它是“辩证”的 。 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唯物 ， 经济价值论上的唯劳动 ， 其思想方式如出一辙 。 这种强烈的一元主义 ， 其思维上的根源或许要从西方一神教的精神结构中寻找 。 这种取一而切入的极端思维方式 ， 往往能够使思想更深刻、彻底 ， 可以走得更远 ， 在马克思这里还推动了历史；但在历史被推动后 ， 人们可能发现 ， 马克思其实是偏颇、片面的——尽管他对历史的这一推 ， 可能是良性而有益的 。回到黄纪苏 ， 更难能可贵的是 ， 他的理论完全不落前人窠臼 ， 即没有依托于西方 ， 也没有依托于东方的已有理论 ， 而是直接从生活经验和现象观察中提炼而出 ， 就像斯密从最常见的经济现象中提炼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 。 实际上 ， 所有伟大的思想、学科都是如此发端的 ， 亚里士多德、老子无不如此；伏羲所谓“近取诸身 ， 远取诸物” ， 不外如是 。第二个从现象中提炼出理论的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 。 《潜规则》为了解和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 其突破性、覆盖面都远不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之类可比 。 吴思先生也是完全不落前人窠臼 ， 直接从历史现象中提取理论 ， 只是在理论的展开过程中 ， 使用了一点简单的经济学知识作为分析工具 。 唯其简单 ， 所以坚实、具有穿透力 。 这种独开一局的能力和魄力 ， 正是大师的核心能力 ， 也是今日中国思想界所最需要的 。第三个是康晓光先生的精英联盟理论 。 这种理论并非独创 ， 而是借用了西人的思想框架 ， 但康以之解剖江胡时代的统治基础 ， 实在太精到了 ， 可以说是唯一切中要害的政治分析——我们之所以觉得今天的时代与前大不一样 ， 究其实质 ， 是因为在新时代 ， 这种精英联盟正在瓦解 ， 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形态正在向我们走来：执政党本身正成为主要的政权基础 ， 从而使政权摆脱了对于精英联盟的依赖 。第四是萧功秦先生的新权威主义理论 ， 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 。 但是 ， 由于萧教授坚持特定的价值导向 ， 个人认为 ， 削弱了其理论的解释力 ，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后出现的中国模式理论所替代和覆盖 。新权威主义和中国模式的基本核心架构是相似的 ， 那就是“集权政治+市场经济” 。 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价值导向 ， 前者是自由导向 ， 后者是复兴导向 。 由于导向不同 ， 后面展开的部分侧重点不一样 ， 导致最后形成的体系似乎差异很大 ， 其实 ， 二者的“合理内核”是差不多的东西 。新权威主义发端于邓小平改革的前期 ， 与当时的社会实践相呼应 。 但新权威主义设想的“强社会搭配强国家”演进方式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 在独立封闭的体系中有可能成立 ， 但在现实世界 ， 它同样要承受外部张力 ， 而且更加缺少抵抗力 。而且 ， 在经验世界也没有后发展国家把这条道路走通的例证 。 就结果而言 ， 相对接近“强社会搭配强国家”模式的似乎是今日俄罗斯 。 但从俄罗斯的现状看 ， 这种模块并未如新权威主义认为的那样 ， 能够解决诸如贪腐等问题并且优于现在的中国模式 。 新权威主义的设想 ， 现在看来似乎更像一种对于理想状况的想象 。 萧教授曾说 ， 他在情感和价值上偏右 ， 同时肯定左的资源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及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作用 。 可见 ， 在萧教授身上左右兼备 ， 理想主义、现实主义重叠 ， 右代表了其理想主义成分 ， 左代表了其现实主义成分 。中国模式理论之浮出水面 ， 则是在胡时代后期 ， 与“四个自信”差不多同步 。 这时的中国 ， 对自己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模式已有相当信心 ， 苏东巨变和颜色革命的教训 ， 更使一些人认为 ， “向西走”不是一条好路；2008的全球金融危机 ， 强化了“此路不通”的认知 。所以 ， 中国模式理论与新权威主义的最大分歧在于：集权政治究竟是权宜之计 ， 还是长远之制？新权威主义将之视为由于路径依赖而必须选择的工具、手段 ， 是渡河之舟 ， 渡河后要放弃；渡河时也有着明确方向 。 而中国模式理论则视之为核心竞争力所在 ， 它不是可以放弃的舟 ， 而是不可或缺的腿 。 对于未来 ， 中国模式理论至少是开放的 ， 不确定的；但不确定中又有某种确定性：其他都可以变 ， 唯独集权政治至少在可见的时间段内不可变 。就理论的适应性而言 ， 新权威主义可以完美解释邓小平改革前十年 ， 而中国模式理论则能基本解答中国近15年；而中间的90年代及本世纪前五年 ， 是二者之间的过渡期、不确定期 。 这两种理论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性 ， 最后只能由事实本身 ， 即中国未来的走势及其成败来回答 。一种好的理论当然会有价值导向 ， 但当这种导向与现实的走向出现偏离时 ， 到底应该迁就谁？这是一个问题 。 说到底 ， 价值导向只是思想者个人的精神取向 ， 相对于万古长青的生活之树 ， 它终究是苍白的 。中国思想领域的其他方向 ， 如右翼自由主义阵营 ， 也有人颇具大师潜质 ， 其思维能力、理论功底并不逊于前面几位 。 但是 ， 由于自由主义是后冷战时代最强大的思想体系 ， 要跳出这样的固有格局 ， 难度更大 。 所以 ，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迄今未见真正的创新者 ， 有的只是拿着现成公式的解题者 ， 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有些人是解题高手 ， 有些人只会生搬硬套 ， 甚至牛头不对马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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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当代中国的思想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