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 ， 由于我国的外交工作人员疏忽而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事故的发生 ， 此事件被周恩来认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 。
1973年5月7日中午 ， 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外出归来 ， 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 ， 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 ， 便让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请帖 。 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 ， 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 ， 只剩下10多分钟的时间了 ， 周伯萍听到报告后 ， 赶紧驱车前往 。 但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 ， 而那个值班员看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 ， 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 ， 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 。 当时周XX因为过于匆忙 ， 自己没有按照程序亲自将请帖过目 。 当他们出了中国大使馆后 ， 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 ， 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的大使馆 。
当时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 ， 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 ， 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 ， 下车后就和他握手 ， 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 。 此时 ， 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采访人员看到中国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 ， 觉得非常意外 ，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认 。 美国采访人员便问周伯萍：“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承认以色列？”他问的是“这里” ， 因为读音相近被翻译错误地翻成“雅典” ， 周伯萍以为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 ， 便一句话顶了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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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第二天 ， 《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 。 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这才如梦初醒 ， 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国际“反华势力”定会以此事大做文章 ， 离间中国与政治盟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势同水火） ， 为防止事态扩大 ， 周大使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 ， 此事件系工作失误所致 ， 中国外交政策不变 ， 不久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 。
周伯萍回国后得知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 。 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 ， 成为外交界的丑闻 ， 影响极坏” 。 在国务院此后召开的国务会议上 ， 周恩来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 ， 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 ， 雅典事件主角姓周 ， 真是周门不幸！”本以为要倒大霉的周伯萍却没有栽倒 。 在关键时刻 ， 毛泽东救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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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伯萍所著的《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毛泽东在由总理办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删掉“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 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 并把周伯萍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 。 毛泽东的批示转送给周恩来后 ， 周恩来要求外交部根据主席批示重新估计错误性质 ， 对周XX要鼓励 。 因此周伯萍此后不但没有被免职 ， 反而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
【以色列|文革特大外交丑闻令周恩来震怒 大呼周门不幸】（责任编辑：费琪 CN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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