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司马迁为何要虚构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故事楚汉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以上是司马迁所记垓下之战，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一段文字。南宋李清照更是为此写下了千古名诗《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然而，关于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记载确实《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虚构。这段故事或许是属于文学描写手法，也或许是来自民间传说，总之司马迁未予确证而内心十分愿意认可，于是他用那枝生花妙笔，写成一段千古绝唱。但真实的历史事实应该是：项羽逃到乌江边，无法渡江，追兵蜂涌而至，不得己自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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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司马迁为何要作这种虚构这个故事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而受到牵连，遭受了仅次于死刑的宫刑。这对他是极大的耻辱，这种内心的极大的痛苦，在《报任安书》中说的很明白:“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这种奇耻大辱，在司马迁的心中，终于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心理。这种复仇是通过《史记》的著述来完成的。在司马迁的笔下，汉家统治者受到贬损，如写刘邦的虚伪、狡诈、残酷。《项羽本纪》中记载，刘邦被项羽追赶，他为了尽快逃命，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孝惠、鲁元推到车下，还是滕公几次下车将两个孩子抱回车上。项羽以烹刘太公要挟刘邦，刘邦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活脱脱一个无赖。诸如此类的记述不胜枚举。又如《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求神君仙人，尊骗子李少君，信少翁之巫术，执迷不悟，企图长生不死，却屡屡被装神弄鬼的多路神仙欺骗，揭露了汉武帝的愚蠢可笑。《酷吏传》写汉武帝任用酷吏，信任惨无人道但善于窥测皇帝旨意的张汤、杜周等人，对其他大臣则刻薄寡恩。《平准书》等则谴责汉武帝的横征暴敛，等等。因为此，《史记》在两汉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 。明帝曾下诏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王允语:“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此说一出，对后世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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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往从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的悲剧身影，因而为这些人物作传时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屈原贾生列传》。李晚芳《读史管见·屈原列传》:“司马迁作《屈原贾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皆俱是怨辞。”
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明讽暗刺的同时，对项羽的描写却是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与热情的歌颂，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通篇文章情节起伏，场面壮阔。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是垓下之战。
司马迁显然是为刻意完善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不惜对项羽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了大胆的虚构。人固有一死，或者壮烈，或者平凡。显然在司马迁看来，像项羽这样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死不应该太平凡。于是他为项羽的死做了这样一种虚构。他认为这种行为方式符合项羽的性格，也符合他的身份。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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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种虚构不同我们今天的“戏说” 。在不违反与改变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司马迁对某些细节的描写，明显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以期情节更为生动，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韩信平齐后，派使者到刘邦那里，请求汉王刘邦立他为“假 (代理) 齐王” 。“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佑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王，征其兵击楚。”在这段记述里，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和“附耳”低语，显然无人所见，无人所闻，而刘邦态度的转变，也无人所见，无人所闻，可以断定为司马迁的虚构。有了这种虚构，情节顿时生动，人物性格顿时栩栩如生。读者如眼见其人，耳闻其声，有身临其境之感。
【楚汉|司马迁为何要虚构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故事】《史记》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虚构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