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放下尊严地跪降，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是如何投降清廷的？ Array

放下尊严地跪降，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是如何投降清廷的？
顺治二年 (1645) 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 (1614—1649) 率清军进入南京，弘光小朝廷文武诸臣献城投降。清人王培荀讽刺这些明代降臣说：“莱阳左萝石懋第尽节之日……彼钱谦益、王铎等于福王出奔后远迎王师，天大雨，跪伏泥淖中，士马腾踏驰过，麾之起，不敢起，直待大帅豫亲王至，命之起，三呼万岁，然后立身，可谓恭顺。”因拒绝投降而被多尔衮杀害的左懋第有明末文天祥之称，他的殉节与钱谦益、王铎等人毫无尊严地跪降之间，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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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多铎接受弘光百官朝贺，这些官员“递职名，到营参谒如蚁” 。实际主持投降的忻城伯赵之龙还命令百姓家设香案，在黄纸上书“大清皇帝万万岁”及“顺民”粘贴于门上。就在清兵到来之前 (五月七日)，马士英、王铎、钱谦益、赵之龙等16位大臣曾在清议堂集会，但他们并未商讨任何迎战对策，而是密谋透过赵之龙纳款于清。这次会议结束时，李乔、唐世济齐声相和说：“便降志辱身，亦无可如何！”可知其时虽北信甚急，但百官通过这个会议，已经吃下了定心丸。南京官员极少殉节，与事先的投降计划不无关系。
然而就在四月底，弘光帝 (1607—1646) 得知清人窥江，遂召对群臣，一班官员俱无言以对。当皇帝提及外人说他将出走的消息时，王铎还询问消息从何而来。当得知消息为一个小太监所报告时，王铎正色告诫他说：“外语不足传也。”但随后的几天中，南京城因为首辅马士英与皇帝的先后出逃开始变得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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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此时也有出逃的打算，李清 (1602—1683) 记载说：“初，王辅铎潜遁，有识者指骂曰：‘若赝太子，辜先帝恩。’群捶之，铎大呼曰：‘此马士英所为，我不与，士英秦桧，我岳飞，若曹无认飞为桧也。’众犹不释，铎须发尽秃。挟至之龙处，汹汹欲扑杀之。之龙佯下之狱，故免。室内所蓄书画极多，与赀俱尽矣。”
由于在假太子王之明一案中，王铎一人力言其伪，故不协人望，民间至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谣谚。此时王铎企图出逃，南京城的百姓群情激愤，人们毫无忌惮地捶打、羞辱他，并将他家中的财物与收藏抢劫一空。关于假太子一案，至今并无定论。王铎当日也许并未撒谎，只是情急之下百口莫辩，遂将所有责任一概推到马士英身上。这既是王铎对弘光朝廷的最后记忆，也无疑坚定了他孤注一掷、投降清朝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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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铎接受百官投降时，王铎与钱谦益担任点名官，当点到邹之麟 (1610年进士) 时，邹不应，“王铎急欲参之”, 后来由于张孙振 (生于1582) 与钱谦益的斡旋，邹才得以过关。同为降臣，相煎何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铎急于效忠的心态。而在诸臣迎降之前，钱谦益和王铎代表所有大臣拟定了降书，宣称“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 。在这里，他们不仅将献城投降视为保全百姓的义行，亦将清军描述为为明代“雪耻除凶”的义高千古之师。这些美妙言辞，企图遮盖的乃是国家重臣贪生怕死的私欲。
【Array|放下尊严地跪降，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是如何投降清廷的？】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乃是遥不可及的道德典范，在实际的政治困境中，它成了一文不值的空洞说教。难怪人们会这样嘲笑这些降臣们：“一骑未至，君相先逃，……其平居自谓东林、号召徒众、相与标榜。而首倡邪谋，靦颜屈膝，曾不愧耻。”当道德理想与实际利益产生冲突时，大部分明代臣子选择了后者，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高倡道德理想的虚伪。然而，晚明文化何以造就了这种虚伪，并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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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王铎而言，他在危难之际的人生选择与其政治理想尤为隔阂。
王铎自天启二年 (1622) 入仕以来，一直竭力营造忠荩之臣的形象。在担任翰林院侍讲时，他约同年黄锦 (1646年在世) 、郑之玄 (卒年44) 辞修为魏忠贤 (1568—1627) 歌功颂德的《三朝要典》, 以至激怒副总裁杨景辰 (1580—1629)。在巨大的威权压力之下，王铎的这一举动具有不与魏阉同流合污的象征意义。正因为此，它一再被写入与王铎相关的各种传记。
崇祯年间，王铎与首辅温体仁 (1573—1639) 、阁臣吴宗达 (1604年进士) 的不合作，在经筵讲学中力言重赋导致天下大乱，这些都为他赢得了抗疏直声。尤其是当他得知杨嗣昌 (1588—1641) 在对待满族入侵的问题上主抚而不主剿时，数十次上书，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杨唆使太监廷杖王铎，家人亲知皆摇首丧魄，恐旦夕不测，但崇祯帝知其忠诚，并未加罪。在崇祯末年写给同年倪元璐 (1593—1644) 的一封信中，王铎特地将这件值得宣扬的事向他报告：“小疏致罪贵人，贵人欲廷杖，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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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对于自己的直谏颇感荣耀，他在诗作中自称“耽书乖大略，抗疏负虚名”, 在另一首《纪昔》诗中，他也写道：“乱起都归诸将事，赋加谁是大臣心。讲经终遇龙颜霁，抗疏空伤泽畔吟。”这正是对仕宦生涯中光辉历史的回忆。
王铎虽未直接参与明代对满清及农民军的战争，但只要与此有瓜葛的经历，他皆乐于披露，将之视为自己的英雄之举。崇祯十一年 (1638) 九月，清兵入塞，京城戒严，王铎镇守大明门，这一事迹在王铎及其友人的记载中屡屡可见。十月二十一日午时，王铎在题《铜雀瓦砚铭》时，特地提及此时守门已三十日，而“虏警”未歇。在当年十月所作《正阳门城楼武器铭》中，王铎也报告此时“守大明门，昼夜枕戈” 。
崇祯十三年 (1640) 十一月，王铎在返回孟津的途中，“无日不与大寇争路”, 到达新乡卫辉张吴店时被农民军包围，王铎提刀跃马，带领家丁二十五人，争先陷阵，斩敌级百余级。在新乡临青村，又遭伏击，乱战中王铎又斩三十余级。这一事迹多次被王铎记载。王铎自认颇有战才，但不为朝廷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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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酒且醉歌》云：“英雄愿为知己用，尚能十步百步取贼头。风尘容易宽豕蛇，击节欲骂平津侯。弹此剑，饮此酒，客兵寇氛良可丑。不成进退成朝参，无能戡乱谁之咎。”封疆大吏无能拯救国家于水火，而自己虽有封狼据居胥之志，却无路请缨。在另一首题为《王痴》的诗中，王铎再次大发牢骚：“我岂无牢骚乎斧柯只自韬，捉鼻富贵心不屑，小视三公一鸟毛。睥目虬髯兮人掣肘以噤我口，张弧载鬼兮脂辖上疏而求走。……我一痴儒亦何言哉？惟求茅绹虎谷止高庐，从今割断狼居梦，避谷不窥有用书。”诗作的末二句，与其说王铎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打算退隐，还不如说是他无奈之下的愤怒。
崇祯十七年 (1644)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 (1606—1645) 入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王铎友人范景文 (1587—1644) 、王家彦 (1622年进士) 、孟兆祥 (1573—1644) 、倪元璐、马世奇 (1631年进士) 、申佳胤 (1631年进士) 、王章 (1628年进士) 、金铉 (1611—1644) 、卫景瑗 (1625年进士) 、朱之冯 (1625年进士) 等皆殉节身死。分页标题
此时王铎正在浚县南下吴越的途中，得知消息后，他聚友数十人为位哭于江滩。此时的他既为报效无门感到痛苦，亦怨恨自己未能像那些友人一样以身殉国。从1641至1644这四年中，王铎一直携家挈小四处逃亡，家国前景茫然，王铎聊以“未能成报答，安用混簪裾”自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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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 (1644)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 (1606—1645) 入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王铎友人范景文 (1587—1644) 、王家彦 (1622年进士) 、孟兆祥 (1573—1644) 、倪元璐、马世奇 (1631年进士) 、申佳胤 (1631年进士) 、王章 (1628年进士) 、金铉 (1611—1644) 、卫景瑗 (1625年进士) 、朱之冯 (1625年进士) 等皆殉节身死。此时王铎正在浚县南下吴越的途中，得知消息后，他聚友数十人为位哭于江滩。此时的他既为报效无门感到痛苦，亦怨恨自己未能像那些友人一样以身殉国。从1641至1644这四年中，王铎一直携家挈小四处逃亡，家国前景茫然，王铎聊以“未能成报答，安用混簪裾”自释。
在明末的社会动乱中，王铎家族营救福藩有功。1644年夏，在流亡浙江的路上，他接受了弘光朝廷的任命，并于当年六月十三日到任。此时的王铎意气风发，在一首题为《石头城》的诗中，他写下了“陆沉恢拓谁垂泪，独立新亭意未休”的豪言壮语。南京的“新亭”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地名，东晋时王导 (276—339) 在这里要求渡江南来的贵族要“戮力王室，克服神州” 。王铎的雄心于此可见。刚刚成为阁臣的王铎，以清流自许，以古人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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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弘光帝表示，导致明代覆灭的正是“十七年之所以谄事欺蒙刑名雕刻为能事、卖官剥削为勋劳”的阁臣，自己幼读圣书，决不甘心像卢杞 (约卒于785) 、李林甫 (卒于752) 一流人播臭万年。《明季遗闻》记载马士英、阮大铖 (约1587—1646) 欲票拟姜曰广 (1584—1649) 、祁彪佳 (1602—1645) 等人，王铎竭力反对说：“吾辈志在报国，若苟且因循，害民误国，腕可断，此旨不可拟也。”
王铎此时一方面竭力保全在北者三十家性命，以避免新一轮的内讧；另一方面，上书谏遣大珰、罢锦衣卫、减刑、禁加派诸事，以廓清朝端，让百姓得以休息。然而，高宏图 (卒于1645) 、姜曰广等人相继告退，史可法 (1601—1645) 又远在江北，马士英呼朋引类，王铎很快陷于宵小的包围之中，难免为马士英气焰所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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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说：“王辅铎当高、姜共事时，持内传与厂卫甚力，又力言蔡奕琛、张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语诸同志曰：‘吾铮铮自树，则此集传，不则覆瓿耳。’誓不学周、温辈，以贪奸贻唾也。及奕琛等秉权，意稍折。”又说：“王辅铎初入阁，为誓文告关圣，守颇介，然其后稍稍易也。”这说明，王铎在弘光时期与马士英等佞臣并未同流合污，但为了保全自己，王铎无法事事针锋相对。
可以说，直到南明覆亡，王铎的所作所为，都谈不上大失分寸。然而一个以忠臣自期的明代高官，何以在事关节操的最后一刻，没有像他的同年友人倪元璐和黄道周那样，从容赴死，而是投降异族，选择了瓦全而不是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