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1949|科幻、青年与先锋性

_本文原题：科幻、青年与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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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主编的“青·科幻”丛书第二辑由作家出版社付梓面世了。丛书收录了近年来极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汪彦中的《异变》、彭思萌的《分泌》、刘洋的《流光之翼》、王侃瑜的《海鲜饭店》、双翅目的《猞猁学派》、阿缺的《湿润的金属》。丛书名的“青”取青年之意味，表明这是科幻小说的青年方阵，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祝福。在我看来，青年和科幻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它表明了一种生长探索和先锋实验。
科幻到底能为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什么？一种层面，它是“五四”新文学启蒙、批判、反思的精英传统的复苏与延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在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作用下，日益在世俗价值、日常经验、历史解构中沉醉。中国科幻小说从晚清诞生起，就一直寄托着国家民族复兴的梦想与追求，承载着现代科技发展的探索与想象，蕴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这就注定了它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不可能是家长里短、争权夺利、鸡毛蒜皮的碎碎念和肥皂剧。另一种层面，科幻小说又在“五四”新文学开辟出的现实主义主流传统之外，衍生出新的面向与想象。在王德威看来，现实主义文学以感时忧国来反映人生中的忧患意识，科幻小说则是以幽暗意识来呈现现代性， “引领我们思考、反省一个更广大的、更深不可测的生命领域” 。
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取得长足发展，影响日盛，但也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原因可能在于，一部经典的出现，给整个文类“画地为牢” 。刘慈欣《三体》的隆誉与盛行，让“硬核”科幻备受推崇。所谓“硬核” ，就是基于科技知识之上的细节真实。这当然提高了科幻小说创作与欣赏的门槛，划清了与玄幻、魔幻的界限，但一味沉溺于此，也会让科幻小说的发展深受制约。正是以“硬核”为圭臬，很多科幻作者往往感慨，在没有新的“点子”和创意的情况下，很难写下去，或者只能重复写下去。
科幻小说怎么写下去？我们需要为科幻小说寻找新的先锋性，或者说，我们需要在《三体》意外树立的“硬核”标准之外，寻找新的方向。
科幻小说本质是文学，固然依赖于科技，却不是纯粹的科技叙事。作为文学， “陌生化”是考量贡献的重要因素。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曾将“陌生化”概念引入科幻批评领域，他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提出，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科幻小说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是疏离和认知的相互作用。换言之，科幻文学在本质上具有认知性，在艺术表现上追求文学的陌生化效果。 ”这种陌生化，未必是太空歌剧的宇宙背景，未必是赛博空间的黑暗混乱，也未必是科技知识铺陈展示，而是回到文学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用思想实验的方式，颠覆既有认知模式，在美学上超越常境，这或许才是“科幻怎么写下去”的答案。
在这辑“青·科幻”丛书里，我们看到了六位青年作家的这种尝试与努力。
首先是在极端环境下反思理性。汪彦中的《访客》里，权威天文学家柯乐因为关于哈雷彗星的歪理邪说，被世人视之为精神病。 “我”伪装成他的信徒，在和他的交往中，将科学与迷信、先知与荒谬的辩证关系尽情呈现出来。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里指出， “人类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应当服从一些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进步甚至延续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 。小说对当前科学至上和理性滥用进行了反讽。过度迷信科学，忽略理性的边际，实则为新的迷信。
其次是在共同体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展开思考。双翅目的《我的家人和其他进化中的动物们》虚构了一个香格里拉太空船，离开地球去土星轨道，和《流浪地球》的环境不同，这里不是“阴森森的空间站和过度消毒的太空船” ，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小型乌托邦和移动桃花源。阿缺的《收割童年》像是一个殖民隐喻，外星人将人类作为繁殖他们后代的容器，派机器人铁皮老师饲养着小说里的儿童，直到他们16岁开始收割。在这个隐喻中，机器人铁皮老师复苏了人性，在芯与心的较量中，选择了自杀。而少女阿萝则选择了去找外星人，劝说和平相处。小说用轻松诙谐的笔调书写出殖民的残酷和人性的崇高。刘洋的《小雷音寺》，以科技知识重述神魔小说《西游记》里“小雷音寺”一节，孙悟空用创造黑洞来逃脱金钵的囚困，看似在科普黑洞知识，然而包袱一甩，整个故事是一桩虚拟游戏的幻象，物理层面的地球早已毁灭，人类只能在虚拟数据中回忆往昔。虚拟机器作为一项科技，仿佛毒品，既为人类提供灵魂寄居，也在毁灭人类。就像技术哲学家芒福德所言， “技术的单一化日益明显和突出，将会使人的情感、意志等被排除在外。这种技术越完善，人类残余的人性成分也就日益为机械所吞没。 ” 分页标题
此外还有在异化层面对人性进行反思。王侃瑜的《海鲜饭店》全篇充满了异域的情调和诡异的氛围。尽管“我”从小竭力抗拒“海鲜” ，试图保持个体独立的自由，甚至为此远赴因不纽斯，但还是在爱情的诱惑下，食用了当地的海鲜浓汤，最终象征性地死亡， “再也走不出去了” 。 “海鲜”成为一种隐喻，仿佛是“乌合之众”的病毒，喻示着个体在群体面前，终究难逃同化的命运。彭思萌的《分泌》里身患抑郁症的“我” ，在人际交往与人工智能交往、药物治疗与激素分泌中，对现代化的危机、对人性与情感的危机展开深刻的思考。
在这里，我们看到科幻写作的更多应然与实然。用双翅目在小说集自序中的话来说，这些作品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各自的方式，保持目光锐利，去尝试透析世界的奥秘” 。这些作者立足于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熟练地运用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的手法，丰富着科幻小说的表现形式，思考着现代性、未来性、人性等或宏大或深刻的命题，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些作者共同形成了当代科幻写作的“猞猁学派” ，这未必是个恰当的命名，但却是对他们不断探索科幻写作乃至当代文学先锋性的致敬与祝福。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0年7月29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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