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李镇西：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教育|李镇|陈鹤琴

_原题为 李镇西：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苏霍姆林斯基|李镇西：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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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专栏】
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原创作者|李镇西（原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本文为李镇西校长原创，首发李镇西校长个人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ID：zhenxichaguan” ，校长传媒获得授权发布
长期以来，老师们一直很反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每次说起这句话，就要顺带把陈鹤琴或苏霍姆林斯基骂一通。这真是冤枉了两位善良无比的教育家。
其实，这话究竟是谁说的，我现在都没有找到准确的依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说是陈鹤琴说的。但“人们都说”却说不出陈鹤琴究竟是在哪里说的，或在哪本书里写的。这显然不严谨。写文章一定要严谨，尤其是引用别人的话，不能“据说” ，而要有依据。
我想，就算是陈鹤琴说的，也无可指责。凭我对陈鹤琴的了解，我相信如果他真的说了这个话，其用意也是在于强调教育者对孩子的一种责任与信念，和教育者基于这种责任与信念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句话的真理性在于：不轻易对任何学生丧失信心。这是没有错的。
后来我又看见一篇文章，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我对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比较熟悉，我没有印象在其著作中读到过这句话。最近，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又重新翻阅查找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结果，在其《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一书中还真找到这句话了。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写道：“直到不久前，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流行的：‘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教师’ ，既然如此，那就应当没有难教的学生了。而所谓难教的学生，是无能的教师臆想出来的而为自己的教育无能找借口。 ”（《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132页）
看清楚没有？在这里，苏霍姆林斯基是作为批驳靶子而引用这句话的，紧接着，苏霍姆林斯基便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难教的儿童总会是有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们。 ”苏霍姆林斯基严肃而详尽地分析了这样的儿童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积极面对这些孩子的建议。可是后来这话却被有人以为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并以讹传讹。这是不是冤枉了苏霍姆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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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申一遍，苏霍姆林斯基并不赞成这句话，他将这句话提出来予以批评，目的恰恰是肯定“难教儿童总会是有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们” 。但苏霍姆林斯基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这些“难教儿童” ，而是分析他们产生的原因，并尽力想法办法转化他们。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逻辑。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但是，这句话只是教育者的严于律己，而非一种教育评价标准。我记得被周恩来总理称作“国宝”的已故著名小学数学特级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在她的语境里，所谓“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强调的是孩子的可塑性，所以她主张要细心观察每一个孩子，对学生做到细心、耐心、爱心、信心，取得他们的认可。这也是霍懋征老师成功的秘诀。霍懋征老师对自己教育的严格要求，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注意，我重复一遍：这不是教育评价标准！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一些领导――甚至一些教师出身的教育行政领导，恰恰以此作为“评价标准” ，或者把这句话当成训斥老师的“绝对真理” ，于是，这句话便引起了老师们的反感，进而引起了争论。
那么，究竟有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 ”说“没有”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非常理想，只差学校教育这一环时；第二， “好”的标准不是一个标准，而是针对每一个具体学生，让他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里的进步可能是综合的，也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说“有” ，是因为在现在的评价背景下，即使老师“会教” ，可“教不好的学生”仍然大批量地存在。道理很简单：无论高考还是中考，都是选拔性考试，其目的就是要让一部分学生被淘汰，即被“教不好”――都教“好”了，还怎么“选拔”？
即使抛开考试评价不说，就以思想品德教育而言，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好”呢？理论上好像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人一出生，都是一张白纸，谁也不会从娘肚子里带来一身恶习。但问题是，我们的学校教育所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被家长、被社会涂抹过许多印迹的纸，要想在这张纸上重新画出美丽的画儿，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教育这一链条上的第一环，我们面对的学生已经是被加工过的半成品；同时，孩子还潜移默化地受着社会的影响――这都决定了我们的教育不是从零开始。如果绝对地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那为什么会出现学校之间的“生源大战”呢？既然“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那还抢什么“优生”呢――而且是不择手段地抢？分页标题
我一直坚信，教育不是没有作为的。因此，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我总是问自己：对于具体的某一个“后进生” ，我是否已经尽到了我能够尽的最大努力？三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如果我们不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绝大多数“后进生”都会有进步的――不一定成为栋梁之才，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成为最好的自己。
同时，我也始终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的作用最多占三分之一，另外两个三分之一分别是学生所受到的非学校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生自己的自我教育。我们不能做超出我们能力和责任范围的事，我们只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这样，即使个别学生最终也没有被“教好” ，我们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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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武汉的一个教育论坛上与美国的著名小学教师雷夫同台对话。对话中，也谈到后进“生转化”的问题。他坦率地说他曾有过没有教育好的孩子：“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但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失败。这是这个学生的失败。常有人说要拯救每一个孩子，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拯救每一个孩子。医生不要病人吸烟，但这人不听，后来患癌症死掉了，我们能够指责医生吗？我觉得不应该把所有的事都拿来指责教师。这是不可以的，实在太可笑了！在我们教室里，孩子们都明白，个别学生失败的责任在他自己身上。当然，我可以给这个求助的孩子一些建议，也会以他为例教育其他孩子。当然了，我会告诉这孩子能够做哪些事，但我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样的学生，因为我要对我现在新班级的孩子负责。我不会因他而伤心。当然，我会很难过，但这是他造成的。 ”
我感到雷夫说出了我赞同的一个观点：教育不是万能的。我对他说：“您说得太好了！教育的确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事儿都往我们身上揽，不应该承担我们无法承担的责任。我有教的学生中，有后来判了刑的，但我从不认为这是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只能管他一段，因为他同时还守着其他的教育。 ”
这时候主持人郑杰站起来对全场做了一个调查：“请赞同‘没有教不好的孩子’这句话的举手！”
一千多听众中，只有一个女同志举手。郑杰请她发表看法，她简单说了说教育的作用。我再次示意郑杰我有话要说，郑杰把话筒交给我。我直率地表达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后，说：“这句话如果是教师的自励，我对这样的教师表达十二分的崇敬；如果有人以此苛求教师，我对这样的苛求者表示十二万分的鄙夷！”我的话激起了老师们热烈掌声。雷夫也兴奋地转过身向我扬起右手掌，和我击掌，表达他的共鸣。
今天，我要再次重申我对这句话所持的态度——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如果这是教师的自励，我对这样的教师表达十二分的崇敬；如果有人以此苛求教师，我对这样的苛求者表示十二万分的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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