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友之家|中国人为什么更需要旅行？

_本文原题：中国人为什么更需要旅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当代-
这是余秋雨在2005年做的一场演讲，每每读起来，总觉得说出了许多人生的真谛。
他说“人世间的愚昧、自私、冷漠、偏执、极端、嫉妒、排他、狂妄，即人世间的一大半恶，都因心理空间的狭小而形成”；他说“以出走来体验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关爱世间的诸多生命” 。
他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需要旅行，尤其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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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8日，著名作家余秋雨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参观仰韶文化博物馆。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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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余秋雨
配图丨自驾地理
农耕文化
造成心理空间的狭小和封闭
我今天要讲旅行。但我想把“出走”的重点放在 “生命状态”上，使这个题目成为一种半虚半实的隐喻。
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很多因素决定。说到底，由时、空两度决定。时间的维度，伸缩的余地不大；空间的维度，却能左右生命的质量。经验告诉我：人世间的愚昧、自私、冷漠、偏执、极端、嫉妒、排他、狂妄，即人世间的一大半恶，都因心理空间的狭小而形成。
与此相应，历史上一切邪恶的政权，也都以封闭为前提。封闭的借口是，外面有邪恶。其实，如果长久封闭，邪恶必定在门内，而不是在门外。因此，一旦开放，就很难彻底邪恶了。
我所说的封闭，有多种形态，未必都像文革那么极端。即便在没有发生过文革的台湾，我也见到很多因心理空间的狭小所造成的情绪硬块，既伤害他人又伤害自己，有时事情还闹得很大。
元阳梯田，摄影@读者·老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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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空间的狭小和封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老毛病。照理，中国的疆域很大，心理空间不应该狭小，但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农耕文化，而且照许倬云先生的说法，是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化。这种生态要求人们聚族而居，紧贴农时，安于乡梓，不尚出行，千百年下来陶冶成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有根本的区别。
这种文化心理，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国文化人的自我挣扎上。他们有天下意识，但“天下”是什么，却又空洞而模糊；他们向往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但对于后半句很少有人真正实行；他们即便在某个城市住了大半辈子，也只认为是“客居” ，仍把还乡作为终身目标，而他们对家乡却又是那么陌生 ……
也有一些文化人走得比较远，但多数是为了上京赶考，或考上后的任职派遣、贬职流放。这种旅行，不管走得多远，心理目标还是狭窄。真正以自己的旅行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思维素质的，人数很少，如学者司马迁、郦道元、顾炎武和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诗人。总的说来，中国文化对陌生的空间缺少前去亲近的冲动。
多情措，摄影@VIP读者·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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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基于农耕文化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直在大空间里过着“小日子” 。结果，把中国文化的格局也缩小了。
身处现代，资讯发达，交通便利，我们对陌生空间的介入早已远胜古人，但是，心理空间的狭窄和封闭，还是极有可能被继承下来。因此，必须倡导一种真正的出走，深刻意义上的出走，走出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分页标题
在生命状态上的出走，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摆脱虚假、抵拒归类、扩大关爱。
一、摆脱虚假
摆脱片面和狭隘的人生取向
狭窄的心理空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个“伪座标” 。但是，仍然由于狭窄，使我们长期摆脱不了。在我看来，这是世间最普遍的悲剧，几乎人人都陷落在里边。
例如，很多智力不低的人会以多年的苦恼和谋划，争取获得一个教授或科长的名位，并把一、二个同事当作冤孽般的竞争对手。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只要一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易逝和不可重复，就立即会发现这种座标的虚假。
这种伪座标的共同特征，是以一种被自己紧缩了的价值标准切割世间，结果使世间支离破碎又充满对立，大家都不快乐。更伤心的是，这么切割一辈子，暗斗一辈子，期待一辈子，最后都没有产生多少积极成果，往往是“一地鸡毛” 。大家踩踏着鸡毛退休，连弯腰清扫的力气都没有了。
VIP读者·李涛斌
在林周县路上驻足感受拉萨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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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学术文化领域，也充斥着层层叠叠的伪座标。从事某项“研究”已经几十年了，所发表的论文只与全国七、八个同行有关系，但这七、八个同行彼此之间也早已懒得去读。
他们习惯地自我安慰，也许在十年之后，或百年之后，会有人来检索这些论文，却不敢承认，这种对百十年后的预期，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相信过。那么，他们这一辈子的“研究”的意义，全都耗在虚假的幻想中了。
把自己的生命耗废在虚假中已经非常可惜，更何况，他们往往还耗费不小的社会资源，耗费人们对学术文化的崇敬，甚至耗费青年学生的课堂时间，这就在虚假中包含着不道德的成分了。
对于各色各样的伪座标，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出走。
有很多朋友会想：何必出走呢？站在原来的地方也能改变一切啊。我的体会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很难摆脱那个伪座标，因为那是一个笼罩于前后左右的价值系统。
所以，不仅需要出走，而且必须从灵魂和行动上同时出走。
流连于呼伦湖的VIP读者·狮子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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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在书房里奢谈离逸和流浪并不太难，要让行动和灵魂并驾齐驱就不容易了。
我这一生，有过很多次出走，都是为了摆脱虚假，而且都是力求让行动和灵魂同时离开。早在文革灾难中我已经发现豪言壮语背后的重重虚假，我无力细细辨析，只能逃离于农场和山间。
待到文革结束，中国人虚假的心理结构和行为结构并没有结束，因此出现了大量虚假的热闹，虚假的控诉，虚假的正义，虚假的清查，虚假的批判，虚假的名号，虚假的学术，我看在眼里，再一次断然离开，躲藏在斗室典籍间很多年。
这种躲藏，使我的力量获得积储。但是，正因为这样，一个更大的座标在向我召唤，因此还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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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离开，非常艰难。因为我不仅要离开职位，还要离开一种顽固的思维方式。我花了很多天坐在上海龙华公园一张隐蔽的长椅上思考。那个地方，一边是千年庙宇，一边是昔日刑场，我就在庙宇和刑场间下了决心。
我正是从那张长椅上站起身来，走向人生的又一个零点，走向苦旅，走向废墟。
从此，一切都不再一样。眼前当然还会遇到新的虚假，但我已有了发现的敏感，脱离的习惯。分页标题
二、抵拒归类
旅行是为了实现精神位移
出走的第二个方面，是挣脱生命的归并状态和分类状态。
不出走，生命只是社会既定群体中的一个小点，只是一台日日转动的机器中的一枚螺丝钉。虽然存在，却从来未被单独体验。
在社会既定群体中，有的人似乎也曾表现出了一点“个人风范” ，其实仔细一看，也只是对前人某种共同特征的模拟。那种所谓共同特征，早已成为一种标本化的典型和范式，与任何人的真实生命都不一样。
以自己的生命来为这样的典型和范式做注释，实在是一个悲剧。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对于世间事务，包括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大多是借助于概念和标签，天天都在归类，恰恰放弃了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种状态，越是知识分子越严重，因为更多的知识给了他们更多的典型、范式、概念和标签，随之也就更多地忙于归并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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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也有大量约定俗成的偏见、禁忌、是非，变成一堆堆非理性的概念和标签，供人们归并和分类。大家先把自己嵌入，再把别人嵌入，结果，大家都成了通用部件，编入了统一牌号。
本来，照柏格森的说法，文学艺术是要把人们从这种“群体性埋没”中拯救出来的，但是十分遗憾，多数文学艺术没有这样做，反而加重了概念和标签，强化了典型和范式，突出了归并和分类。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效的改变，还是出走。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我在静止不动时简直无法思考” 。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思考，是一种精神移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摆脱既定模式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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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为了精神移位，那就不能为了旅行而旅行。有极少数人，不旅行也达到了这个目的，这需要有特殊的心力。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蛰居乡里，极少与文化知识界交往。这种彻底的孤独使他摆脱了文化知识界的一系列既定模式，他其实是凭借着彻底的孤独在流浪。我们这样的人做不到这种彻底的孤独，因此往往只能靠身体的移位来促使精神移位。既然学不了康德，那就学卢梭，学希罗多德，学司马迁。
我这么说，可能会有朋友产生疑问：我们周围很多人，既不走卢梭的路，也不走康德的路，不是也天天在思考、在写作吗？
我的回答是，思考、写作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在人文领域正巧遇到了历史的大转型，而你又希望自己在这场历史大转型中作一点贡献，那么，常规性思考就不够了，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精神移位。
2018年，阿拉木图偶遇越野爱好者
展开一次友好“中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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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于在历史转型期参与各种新旧之争、是非之争，却很少看到在这些争论中悄然退出的人。退出不是逃避，而是开始怀疑自己参加争论的资格和方位，决定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重新修炼自己。
修炼之后，未必返回新旧之争，是非之争。更大的可能是，发觉这些争论只是“同一个楼道里的口角” ，没有什么意义。
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我们也走到了那些地方，为什么写不出你这样的文章？”我回答说：“并不是我的文章好，而是我去的时候，脚步和头脑都是孤独的，没有任何依靠，因此充满惊悸。 ”
脚步的孤独，是指我喜欢独行，万不得已与人同行，例如结伴到中东、中亚、南亚那些恐怖地区去，也必须经常躲开众人在一旁独自观察；头脑的孤独，是指我旅行在外，最怕既定概念的指引，最怕口若悬河的导游，最怕路旁有太多的碑文和雕刻。因为这一切，都会以他人思维、群体思维压迫了我独自的生命体验，陷入归类。分页标题
2018年，中亚瓦罕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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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密集文化话语的地方，我就很难再写什么，因为个人的生命体验很难从那么密集的文化话语中挣脱出来。
我迟迟不能写西安、洛阳、北京，都与此有关。有的地方，由于我写了，话语开始密集，例如山西的平遥、宁波的天一阁、昆山的周庄、河北的避暑山庄等等，我也不太愿意重游了，因为重游时再也找不回那种脚步和头脑的双重孤独，容易泛化。
三、扩大关爱
让辽阔的世界与自己产生情感关系
以出走来体验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关爱世间的诸多生命。
我有一个切身感受。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如果这个人痴迷旅行，而且兴致勃勃地说得出各地的风土人情、婚丧习俗、衣食住行，那么这个人一般说来总是比较善良。
这是有原因的。一个人能对素昧平生的人群形成生态关注，心胸大多比较开阔；关注时间长了，关注范围大了，久而久之，又会增加这种开阔。既然他明白地球上的人可以用不同方式活着，每一种方式都有关爱的价值，那么，他就不大可能对身边的人事斤斤计较了。
VIP读者·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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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西方学者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很重视历史现场的发掘，而中国学者直到晚近还沉溺于字里行间。
西方学者在挥汗挖土，中国学者在咬文嚼字。后来中国也开始发掘了，最重要的是兵马俑和帝王陵寝，这与中国历史的重点相符，但西方发掘的最重要成果却是庞贝古城和克里特岛遗址，充满了民间生态的大量遗迹。我希望在中国的废墟中也能寻找到民间生态的遗迹，这已经很难，那么，至少也应该让自己站在废墟间作种种揣想。
我在东北平原上清代流放江南罪人的地方停住很久，一去再去，设想当年他们的冷暖温饱；我细细地观察古代科举考试留下的考场，了解当年万千考生们寝食便溺的状况；看到古代官衙留下的刑具我更会快步上前，感受着早已远去的血泪和呼喊 …… 久而久之，我不肯再在叙述历史的文字中轻松地写下“杀敌五千余首”、“抄斩四十余家”这样的文字了，因此只能由学术而转向散文。
我自己知道，看中国史书，把我的心肠看硬了，而看一个个古代的生态现场，却把我的心肠看软了。于是，辽阔的世界都与自己产生了情感关系，自己也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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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情感是无限的，不会因为关爱了远处，就会减损对近处的关爱。其实，只有洞悉了大空间，才会对小空间里发生的一切加深理解，而理解是关爱的基础。
因此，我奉劝诸位，只要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事，万不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而最好在精神上出走。等到回来，连注视那些麻烦事的眼神，也会温柔起来。
天下有很多麻烦事是不必解决的。把它们放在异态文化和异态生态杂陈的大空间之中，让自己明白它们的位置、体量和产生的原因，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作者：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
二十多年前，他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分页标题
【驴友之家|中国人为什么更需要旅行？】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文化探索的人文学者，他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