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打开自己：从何兆武《上学记》谈民国教育

《上学记》封面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是近年来我读过的回忆录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何兆武先生。何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翻译家和历史学家。他翻译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重要的思想文化作品。 2015年4月20日，他以94岁高龄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他自己还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著作。这本《上学记》也获得了2008年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和2006年的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本书主要以何先生于民国时期，在北师大附中、中央大学附中和西南联大的上学经历为叙事基础，讲述何先生对民国教育、人生幸福、为人处世、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的认识和看法。有一次话剧导演孟京辉先生到我校讲座，他说道，翻开书就是打开一个人的一生，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读过何先生的书，确实为我打开一个世界。读完书，觉得何先生自己也始终保持一种“向世界打开自己”的状态。这种状态从外部来说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从自己的做人状态来说，需要谦卑的精神、开放包容的胸怀和一颗慈悲心。今天，我想结合书中的内容。讲讲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教育，以及何兆武先生这个人。

翻译家、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向世界打开自己，首先需要你所处的环境相对自由、宽松，没有一个霸权的力量对生活和学习有过度的干扰和约束。何兆武先生早年经历都是在北洋和民国时期。大家现在说到北洋和民国想到的似乎就是官僚腐败，民不聊生，战乱频繁。但何先生书中的民国景象却大不一样。先说北洋，何兆武先生在书中数次提到， “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北洋时期， “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为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 。 “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在北洋时期。 ” 所以，北洋时期，政治宽松，舆论自由，各类社团活动非常自由。因此才能爆发五四运动，三一八游行，蔡元培先生作为校长的北大才能“兼容并包” 。即使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当时的北平依然是西北军29军统治，并不是国民党中央军。 “那时的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也抓人，但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其他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自由。 ”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还可以自由成立各类学习会和社团。抗战时期，何先生去长沙读中央大学附中，当时，学校设置了训育主任，专门负责学生的政治和品德教育，早晨上学还要读《总理遗言》。但是，何先生写道：“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并不是很严格，同学之间是很开放的。 ”学生有不同的信仰，并不会受到特别的干扰。所以，何先生说：“一方面那时的控制不是很严，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子，可实际上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感兴趣。 ”

何兆武先生翻译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中，学校的氛围是非常自由的。学生有充分的自由，打开自己，选择自己想学习的内容。比如，何先生在高二的时候，在作文中写道，社会进步的规律， “要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五个阶段。 ”那是斯大林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观点。因为当时何先生在上海看过一些类似《联共党史》之类的“左”派杂志，所以写了这个观点。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 ，把这种观点搬出来算是离经叛道的，但他们的老师并没有驳斥他，也没有说他不对，或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又比如，当时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美国本，英文原版，包括中央大学附中和西南联大。这保证了他们的知识和思想直接与世界接轨。另外，他们在中学要学习“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历史、地理包括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还有体育、劳作、音乐、图画，还有童子军，军训等”科目。另外，作者还喜欢逛旧书摊、听古典音乐、看京剧、看电影、参加各种社团。也就是说，由于外部干预较少，何先生那一代人始终处于一种舒展的、打开的状态，虽然生活并不富足，但却有难得的自由。这里要特别说说何先生就读的大学——西南联大。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短短八年时间，入西南联大受教者8000余人,毕业生2522人（也有说三千多）。但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及数位国家领导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何兆武先生在书中描述到西南联大时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为什么惬意呢？何先生写道：“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 ”何先生还回忆，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之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采访人员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 ”分页标题

西南联大校门何先生说：“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紧接着何先生评价说：“‘江山代有人才出’ ，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在那个时代，社会完全为读书人提供了思想的自由，同时个人也有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自由探索和学习的空间。从学习氛围来说，时代和个人都是一种“打开”的状态。

“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先生（1911年10月28日-2004年12月3日）反观现在的很多教育现象，让人不禁感叹。现在的很多学校，学生的课业压力那么重，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很多家长和老师，看学生就像看贼一样，生怕学生有一点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以保护学生为名，把学生放在一个真空中，生怕学生接触了什么大人认为不该接触的东西。这样，就把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完全扼杀了，让学生成为标准化的零件。我们爱孩子，希望孩子有出息，就一定要尊重孩子的爱好和选择，不要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更不要强行控制孩子的思想，甚至替孩子做出选择。我们应该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上，为孩子提供平台和资源，帮助他激发自我的潜能。再说，你认为你天天强迫挤压学生的时间，强迫学生拼命，学生的成绩就一定好吗？何兆武先生就说：“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师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识那是一条正路。 ”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先生在给中科大少年班演讲的时候说：“不要考100分。这似乎违背了我们的惯性思维。 ”当时很多人会问：“考试的目的不就是争取满分吗？”陈省身先生自己的解释是：“考七八十分就可以了，时间和精力过多花在考试成绩上，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 所以，如果想让孩子有比较大的出息，一定要给他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对世界“打开”自己，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社会、学校、家长都不要过早替他“关上”一扇一扇门，让他过早就处于某种“封闭”的状态。以上讲完了何兆武先生所处的时代和教育环境。接下来我们讲讲何兆武这个人。时代宽松开放，也需要自己有一种“打开”自己的状态，才能接受到时代的信息。否则，时代开放了，自己也可能处于某种“自我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保守，多疑，顽固，从而又导致一种盲目的自大和骄傲。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民族，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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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济慈（英文：John Keats ， 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向世界打开自己，首先需要我们怀有谦卑之心，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认识到世界之大，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不是对自己“闭关锁国” ，从而有一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道德经》说， “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诶，故几于道。 ”也就是这个道理。何先生在书中提到自己时，总是说，他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没有太多天赋。何先生说，他喜欢著名诗人济慈的墓志铭：“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在何先生自己看来他自己的名字也是写在水上的，这个名字是那么地经不起波动，甚至连名字都没写完就迅速消逝了，由此可见何先生的谦卑和大气。何先生的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位南开大学的教授刘泽华先生。他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泰斗级的教授。但他每次出来讲座，都会说，我知识水平有限，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那一代学人身上的谦卑，让他们时刻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打开”自己，向各方学习。其实大人物都如此。连孔夫子都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 ” 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大到民族国家来说，也一样。何先生在书中提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谦卑是“打开”自己的最基本的素养。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可笑，也很小气。

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1935年2月——2018年5月8日）在谦卑的基础上，向世界打开自己，就要保持一种开放，宽广的心态。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他们在书里的很多观点，应该是针对于一些现实情况说的。比如，很多人过度强调民族特色，甚至大肆鼓吹民族主义。针对于此，何先生在书中说：“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 ”何先生还说：“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 ” 何先生对此还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儿，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是什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能赢吗？它是资本主义，既然在理论上你先天就比他优越，它都不怕你，你为什么要怕它呢？” 不仅要有开放的世界的眼光，还要有希望世界变好的情怀和行动。所以，何先生说：“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质疑。 ”

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这也让我想起周有光先生在105岁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话。他说：“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了解世界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那时候的很多知识分子是将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下，期待世界和平，相信世界存在普遍价值。这种开放、宽广的心态，让他们能够有一种超越一己、一国的心态，敞开胸怀向世界学习。而现在很多人一味的强调特立独行、批判普遍真理，鄙视国际规则。这是一种思想上的“闭关锁国” 。最后，我想说一说，向世界打开自己，也是超越自身的阶层限制，不要囿于自身身份、地位或家庭出身的局限，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而是对各类人都有一种悲悯的同理心。何兆武先生的祖父是清末的秀才，是一所新式小学的校长。父亲毕业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大学前身）的采矿专业，后来成为工程师。他有两个姐姐，都毕业北大。而他自己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可以说，何先生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比较有社会地位。但是，在书中，何兆武先生有一段论述， “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那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是上层，而不代表下层。你要看下层的历史，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到了地位很卑贱的时候，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就配不上人这个称号……像《红楼梦》里写的，主子一骂下人，下人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完全成为一个奴才，一点儿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人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使人思之不免黯然。 ”我们现在有很多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对别人的生活漠不关心，甚至觉得没有尊重别人的必要。相比之下，何先生能超越自身的阶层，关心底层人的尊严，这点也尤为可贵。分页标题

张铁荣教授我想起来我在南开大学读研时期的一位老师，他叫张铁荣，是很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有一次一起吃饭，张老师说：你们来南开大学读书，如果你来自草屋，我们会帮助你们获得知识和学习能力，让你们将来有可能住进金屋。如果你们来自金屋，也请你们不要忘记住在草屋里的人，要帮助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怀有一种悲悯之心。 ”这就是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希望我们都可以为自己和别人争取更大的自由，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抱着谦卑、开放、悲悯之心，充分地面向世界，打开自己。让自己活得开心，自在，智慧。也让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友爱，更加美好。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无力终结黑暗，也可享受有限的光明。公众号：思想室（Andy_Wang1984）向世界打开自己：从何兆武《上学记》谈民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