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平|他跟拍三个中国家庭20年：奋斗一生，换来的只是无常 |周鑫|大通|渡口|

_本文原题：他跟拍三个中国家庭20年：奋斗一生，换来的只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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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纪录片导演郭熙志回到家乡安徽大通，
发现有140年历史的渡口停渡了。
以此为契机，
他开始追踪拍摄渡口边三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没想到一拍就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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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编年·陶家》尚在制作中
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
他剪辑成了三部长片，统称为《渡口编年》。
其中的《周家》和《贺家》于2019年完成，
并很快被无偿发布在网络上。
网友评论说拍出了一部“平民史诗” ，
“果然纪录片才是一个民族的相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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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片中我们看到，
一个男孩，从不经人事到结婚生子；
一个父亲，从身强力壮到最后得了癌症去世。
二十年的物是人非被压缩在数小时里，
“没有人能看到草生长，
但是我试图看到草是怎么生长起来的。 ”
导演郭熙志拍完了邻居，
接下来想讲讲自己对家乡的记忆。
在启程回乡继续拍摄前夕，
我们去深圳采访了他，
“二十年的跟踪，唯有一声叹息：
逝者如斯，无边无际。 ”
自述郭熙志编辑宋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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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编年》这个系列包括《陶家》《周家》《贺家》，相当于三部家族编年史。这三家都是我的邻居，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渡口，依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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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陶礼贵、周朝阳、贺国平
《陶家》里的人物，是原来的老队长，他是当时渡口小单位的权威，二十来人的领导；《周家》里的周朝阳是我的同学，他们夫妻俩是渡口的下岗工人；《贺家》的主角贺国平，则是承包渡口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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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古镇通了高铁
电影拍摄之初是1998年，当时正值渡口推行股份制改革。我拍转型社会，就是想看看市场经济的影响延伸到个体身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贺家》：民间的圣人
贺国平是我的邻居。他不太热衷于表面工夫，不是那种喜欢弄虚作假的人。我印象当中他没怎么上过学，但他坚持锻炼身体，肌肉很发达。他母亲去世得早，所以他后来烧饭、负责家务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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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拍他的时候，老实说我对他没什么好感，因为我觉得他从小就争强斗狠，属于那种顽劣之辈，用我们那边的方言讲就是“吊烧” 。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很有情有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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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平|他跟拍三个中国家庭20年：奋斗一生，换来的只是无常】
渡口承包是贺国平最辉煌的时代，但是后来因为经营上的纠纷，他被法院赶出渡口，于是失去了经济来源。由于法院对他的财产是一直紧盯着的，所以他不能上街去开车，只好靠他老婆开车挣钱。而他又比较愿意在家里头烧饭，所以就这样一直烧下去，形成一个“男主内女主外”的格局。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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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上有我们文化中那种连续的东西。他劝老人要注意身体，引用曹操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春节时招待客人说， “你们多吃， ’莫笑农家腊酒浑’ 。 ”我一开始对他没有什么感情倾向，后来真的成了兄弟。而每次见面主要是以喝酒为主，所以拍摄内容也就全变成他烧的那顿饭。
有个朋友看过之后说，《贺家》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拍做饭拍了4个小时。但是做饭这4个小时中间，贺国平的性格完全展开了。
他会跟当地的小孩老人一起玩，也帮助人家做事，自己的老岳父也照顾得很好。老岳父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贺国平每天要给他洗衣服。夏天的时候给老人擦背，毛巾里拧出来的水都是油乎乎的。他的很多表现，实际上能看到一些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念，那种感觉我称之为“民间的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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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手术后的贺国平
贺国平最后得了癌症，开了一大刀，然后在我这个年纪死去了。到现在为止，我交往的朋友很少有超过他的。最后拍摄本身已经不再是取材了，而是变成相处，变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建立最亲密的关系。
《周家》：二十一世纪的小镇青年
《周家》主角是周朝阳夫妇的儿子周鑫。他父母很早去世，在亲戚家长大。他念小学的时候，我每次回去都给他买些书，包括《古文观止》《红楼梦》这些他看不懂的书。也许是因为他还看这些书，所以他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在这方面比普通大学生还略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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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小失去父母，他很多时候表现出的那种自信，其实是非常假的。周鑫读小学时，大家还指望他能考上一个高中，结果最后只上了一个职业高中。在职高，大家上课就像是坐茶馆，看小说的看小说，睡觉的睡觉。他常常跟这样的同学在一起，像一群动物一样混不吝地唱各种各样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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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周鑫的时候，发现他一辈子有一条线索，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歌。片中有个细节，他在江滩上一边拿着石头打狗，一边唱了一段《老鼠爱大米》。拍下这一幕时我心里五味杂陈，因为他的父母就是淹死在这条江里。他在船上，而父母亲躺在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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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周鑫唱的歌也不一样，就像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从《老鼠爱大米》，到周杰伦，一直到后面他当兵，在部队唱军歌。通过歌声，他在我的面前完全敞开了。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他唱的什么内容，但是我知道他在厨房里掂大勺时唱的那些歌，大致都围绕着爱情，围绕着人类最纯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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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到最后也没能离开老家。他在渡口不远的杏花村当了公务员，吃上了国家饭，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也不再喝酒了。他和贺国平的儿子贺奂都很聪明，但囿于成长环境，没能在青春阶段专注学业。很多观众说，假如周鑫接受了高等教育，也许会比现在更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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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被历史遗忘的故乡
1965年，我出生在安徽铜陵。我的家乡大通在铜陵的南岸，是一个千年古镇。可能安徽人自己都不知道，在清朝咸丰年间，大通作为长江中下游的盐税关卡，在当时富甲一方，被称为“小上海” ，也是安徽的四大商埠（安庆、芜湖、大通、蚌埠）之一。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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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古镇曾有十三处渡口，我老家的清字巷渡口是其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古渡。在那里能看到《清明上河图》式的百业兴盛，从西班牙式的教堂，到九华山头天门的香火缭绕，还有一座接一座的城隍庙、莲花庵，它的繁华程度远超想象。当年郁达夫从安庆坐船去上海跟王映霞约会，都要在大通的渡口停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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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路运输衰落，陆路运输崛起，大通渐渐被历史遗忘了。我回去时，整个铜陵只有二十几万人口，高于四层的房子都很少。但到了上个世纪末，你会感觉到外面在微微发生变化，社会通过经济的方式开始跟世界接轨。 1998年安徽推行股份制改革后，经济慢慢热起来。工厂、楼房，还有那些灯红酒绿的酒店在不知不觉间出现，我们的社会一下子变得陌生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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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古镇现在是一个4A级景区，而曾经的渡口已经变成废墟，有点“白茫茫世界真干净”的感觉。那里还剩一面墙，春天的时候开满了花，有些女孩子到窗户边照相，把它作为一个景点，可是那里面其实发生了很惨烈的事。下岗工人周朝阳夫妇为了讨生活，不小心掉进水里活活淹死了。这样一个非常悲哀的地方，但是它现在成了一个景点。
二十年的拍摄是一场漫长的偷渡
1983年起，我在上海读了7年文艺学，毕业后回到了铜陵电视台，在那里干了差不多10年，然后去深圳电视台干了10年，现在又到深圳大学干了10年。总共是三个10年。
八十年代在大学，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潮集中从西方传播过来。当时的我们作为年轻人，对那种革命性的东西很感兴趣。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实我回老家是想写一部类似《百年孤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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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郭熙志（右二）
当时正处于一个时代的交叉口，制作上从大机器到小机器，题材上也从宏大题材转向普通人。九十年代我在电视台工作，业界普遍追求那种非常悠远、有点像民族志的内容，比如《最后的山神》或者《藏北人家》。但回到家乡我突然发现，其实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就非常有意思。这才有了拍《渡口编年》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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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冬拍摄中
因为跟拍摄对象们的关系很熟，所以每年回去都带着机器拍一点。 08年大雪的时候，在雪地里折腾了半个多月，甚至把拍摄器材弄坏了，有些丢盔弃甲。拍摄过程中，有时会突然产生一种荒诞感：假如哪天我突然死了，这些素材怎么办？二十年的累积，就像西西弗斯，不知道自己往上推是不是还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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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深圳以后，回去拍就更困难了。每年春运很难买到票，我就用采访人员证挤在餐车。暑假也几乎没有出门旅游，基本都是回老家。可以说《渡口编年》就是我用业余时间，开展了一场漫长的“偷渡” 。
二十年的变迁，可以体现在《贺家》里的两个空间：外面日新月异，肯德基、KTV进来，城市里出现了模仿白宫、古希腊、意大利风格的建筑；而贺国平家里那个狭窄的厨房始终都只有几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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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宿舍和远方的新式大楼
除了空间上的对比，一开始我也打算穿插一些时事来体现时代感，但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其实不重要了，日常生活中那些煎饼子的场景可能比这更厉害。我看到贺国平专心致志地煎饼子，仿佛是一位意大利的玻璃工艺师，在等待着作品最后成熟的一刻。但是他其实只是为了煎一个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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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电影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故事。我用编年体拍20年的跨度，这其中的时间性最主要是体现在生命上：生命由盛开到凋谢。《圣经》里有句话说， “没有人能看到草生长” ，但是我试图看到草是怎么生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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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孩，从少不更事的顽童，长成一个成家立业的青年；一个父亲，从身强力壮的英雄，到最后得了癌症瘦骨嶙峋。一列火车，从古镇的坟地边擦肩而过。很多中国人关心“时间” ，比如老舍的《茶馆》。时间会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