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下旬 ， 年轻的我获得一个去西欧行走的机会 。 飞机从北京出发前往法兰克福 ， 中途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转机 。 这是一次相当拖沓的转机 ， 乘客们要走海关出来 ， 在航空大厅里待上五六个小时 ， 再办过关手续继续登机 。 在无聊的等候时间里 ， 人们只能闷头坐着 ， 一次一次地看表 。 这时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 此刻若坐地铁进城 ， 在红场上速战速决地逛一圈回来 ， 肯定能让这个闲置的晚上变得有意思一些 。 但我的想法立即遭到同伴的反对 ， 他们觉得如此匆忙的行动是一种冒险 ， 一不小心会被坏脾气的飞机所抛弃 。
作者：钟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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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呼吸》钟求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那个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 我站在机场大厅窗户前 ， 看着外边的暗色 ， 心里只是多了一点临时性的遗憾 。 我并未意识到历史性的事件近在眼前 ， 自己一伸手便能抓到一把特殊的空气 。 就在一周前 ， 不远处的莫斯科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和冲突 ， 可时间太近了 ， 事情还在发展着 ， 别说是一个中国青年 ， 即使是苏联民众 ， 也没有能力判断接下来的国家走向 。 我可以看到的是 ， 作为莫斯科窗口的国际机场 ， 此时忙碌而日常 ， 有一种对什么事都不以为然的平静态度 。
随后一些天 ， 我在德国几个城市旅行 ， 整日举着眼睛东张西望 。 有一天 ， 我跨过已拆掉的柏林墙 ， 来到一个街心公园 。 公园里立着马克思、恩格斯雕像 ， 他们一位坐着一位站着 ， 造型相当魁梧醒目 。 我赶紧近上去打量 ， 发现他们铜像的身上被涂了一些红漆 ， 虽经过清洗仍留着明显的漆渍 ， 像负伤受难后淌下的血迹 。 在那一刻 ， 我心里先是蹿出了难受 。 在大学时代 ， 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 ， 《资本论》乃重要的主课 。 我曾花许多时间一字一句通读了《资本论》三卷 。 那个时候 ， 我和同学们喜欢在教室或寝室里争论问题 ， 而要让自己取得气势上的主动 ，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掏出《资本论》里某一句话来反驳对方 。 因此双方激辩时 ， 都会邀请马克思站出来 ， 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支援者 。 我一直认为 ， 马克思是一位了不起的理论家 ， 他有着深邃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 。 如果再熟悉一下他的生平 ， 你还会发现马克思是有趣和可爱的 。 所以我站在他的跟前 ， 心里接着生出的是一个青年读者对经典作家的敬意——他是一位凭着思想就能改变世界的男人 。
许多年过去 ， 当我坐到书桌前写作《等待呼吸》时 ， 莫斯科机场和柏林马克思铜像这两个场景从脑子的深处缓缓飘来 ， 像电影中推出的特写镜头 。 我知道 ， 莫斯科和马克思将是撑起这部小说的两个重要支点 。 脚踩这两个重要支点 ， 就能立住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 。 这位理想主义者名为夏小松 。
【钟求是|在一部讲述爱情的小说中，为何莫斯科和马克思是两个重要支点？】在小说中 ， 夏小松成熟幽默 ， 身携激情 ， 对苏联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变势保持着思考 ， 而且在思考中不断确认着自己的信仰方向 。 作为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 他熟读《资本论》 ， 也细读《通往奴役之路》 ， 但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而不是哈耶克 。 在那年夏天的莫斯科街头混乱中 ， 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胸口——在他身体受伤的同时 ， 他的理想也受伤了 。 在这个时候 ， 夏小松需要赶紧修复身体 ， 再用一些岁月来验证自己的信仰和思考 ， 可他的命运挡住了我的行笔 ， 使我无法自作主张地留下他的生命 。 令我欣慰的是 ， 夏小松在作品中只出场了部分时间 ， 而他的气息贯穿了整部小说 。 他身上的理想主义情怀 ， 形成了一股印着青春符号的力量 ， 能让不同政治站位的读者为之心叹与尊敬 。
在穿过爱情和理想的灿烂地段后 ， 接下来面对的是一条漫长的艰难之路 。 这条路只能让杜怡一个人行走 。 她吃了太多的苦 ， 身体一次次受到侵害 ， 精神则不停地下滑 ， 直到跌至黑色的底部 。 在之后的年月里 ， 我们不知道她的生活内容 ， 似乎又知道她的生活内容 。 在杭州 ， 她则一边与生活纠缠周旋 ， 一边努力从庸常日子中逃离 ， 这样的逃离其实是一种精神突围 ， 或者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 说实在的 ， 对杜怡这样与生活搏斗过的女子 ， 我在这里无法也无力解释清楚她的一生 ， 这个任务应该由读者来完成 。 我能够明白的是 ， 在写作过程中 ， 自己内心一直是隐痛的 ， 非常愿意伸手支援她帮助她 。 又因为自己不能直接踏入小说 ， 就怂恿夏小松在天上去援助她 。 事实上 ， 正是带着对夏小松的爱和青春记忆 ， 杜怡阻止了自己的精神下滑 ， 并最终走出泥泞的生活 。 分页标题
这是一部讲述爱情的小说 。 青春的激情、异国的情调和特别时期的惊心背景 ， 让这场爱情既伤感又绚烂 。 这更是一部记录命运的小说 。 三个年轻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时代相处交手 ， 既充满了人性的纠缠和生命的起伏 ， 又放射着“理想”一词的悲情和光芒 。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 那时候我们口唱校园歌曲 ， 心存光荣与梦想 ， 还很先锋地谈论“主义”或“缪斯” 。 许多年过去 ， 社会生活和观念规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 各种世俗的逻辑改造过我们 ， 各种立场的思想入驻过我们 ， 而“理想”一词则像钞票一样 ， 在流通的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 。 但即使这样 ， 若是静下来盘点一下 ， 我觉得自己心里还保留一块干净的东西 ， 年轻时的初心还没有被自己完全丢开 。 我有时候想 ，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 我们也世故 ， 我们也狡猾 ， 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总归还存放着当年的情怀和向往 ， 这在遍地忙碌的利己主义者和拜物主义者中间 ， 悄悄成了一种难得的存在 。 所以如果有阅读者做出判断 ， 这部小说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才能写得出 ， 我会点头同意的 。
我还会点头同意的是 ， 这部小说写得很累很辛苦 。 这不仅是指推进故事时的内心悲喜 ， 也是指创作过程中的身体劳耗 。 小说创作是在2017年春天开始起步的 ， 写了将近两年 ， 后来又冷却和修改了一段时间 。 在此过程中 ， 我一直主编着一份刊物 ， 还要具体操办一个重要的文学奖 ， 因此白天始终是忙着的 。 只有到了晚上和周末 ， 我才能将心思收回来 ， 进入属于自己的小说地域 。 在不算太短的七百天里 ， 我一般晚上九点半开干 ， 写到夜里收工 ， 再翻翻书让脑子静下来 ， 差不多两点钟才闭灯躺下 ， 第二天上午照常起床去上班 。 有时候调控不好 ， 身子躺下了脑子却收刹不住 ， 在黑夜中径自东跑西蹿 ， 让我无奈又焦虑 。 没办法 ， 对于拿不到整块时间的写作者 ， 搭建长篇小说真不是个轻松活儿 ， 它会把你身体里的元气一点点地抽去 ， 直至精疲力竭 。 好在到了某一天 ， 我发现自己终于可以写完了 ， 而且写出的是一部能让自己点赞的作品 。
小说写完后 ， 我去了一趟俄罗斯 。 我站在莫斯科红场 ， 一边观望克里姆林宫戳向天空的塔尖 ， 一边想象着许多年前广场周围发生的事情 。 我在莫斯科大学高大的教学楼前走来走去 ， 顺便跟迎面而来的大学生打个招呼 。 我专门坐着地铁四处探访 ， 遇到有趣的站台就下来溜达一会儿 。 在革命广场车站 ， 我还闭着眼睛走几步摸到了狼狗的鼻子 。
有一天 ， 我来到阿尔巴特街 ， 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马上扑了上来 。 普希金和娜塔丽亚的双人雕像仍安静地矗立着 ， 街道两旁的商店活跃而不喧闹 ， 街心有小姑娘演奏小提琴 ， 也有几个小伙子在展示街舞 。 随后再往前走 ， 我突然遇到了那面著名的涂鸦墙 。 墙上内容仍然斑斓 ， 有人物肖像 ， 更有长长短短的留言句子 。 我举着脑袋打量着墙面 ， 眼睛里却出现了夏小松和杜怡的身影 。 我觉得这一刻 ， 他们俩就在我的身旁 。
（钟求是 ， 《江南》杂志主编 ，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一级作家；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 。 ）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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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钟求是|在一部讲述爱情的小说中，为何莫斯科和马克思是两个重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