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度|夏朝兴亡史，奴隶制度下的牺牲品先秦时代|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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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
一、大禹集权，不乏权术
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取代帝舜成为华夏联盟新一代领导人，为了集权，曾经一起的治水功臣契（商朝祖先）、后稷（周朝祖先）逐渐被大禹边缘化，而伯益（秦朝祖先）却得到了大禹的重用。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从契到成汤，商人总共经历13代君主，在这期间商人总共迁都8次，平均每两届不到就要迁都一次。
但凡历史上迁都大概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为了摆脱都城内盘根错节的旧贵族势力，譬如盘庚迁都；
第二种是实施某种战略方针，譬如战国时期，魏赵韩三国纷纷将都城往东边迁移，因为三国都觊觎中原地区，将首都东迁可以更加方便地达到目的；
第三种是摆脱天灾人祸，通俗地说就是逃命，譬如红军长征就属于这个。
而商人频繁迁都的目的，也同样属于第三种，逃命。
根据《尚书·仲虺之诰》中提及：“自从我们商人在夏朝的统治下建立方国开始，就被认为是禾苗中的杂草、粟米中的秕壳，我们上上下下都十分恐慌，没有不担心无辜受到处罚的。”
再结合上文的8次迁都，可以推测出商人在夏朝统治下一直躲躲藏藏，朝不保夕，也正是这种恐惧的心态，使得商人频繁迁都，目的就是为了逃命。
反过来推测，在夏朝统治下，一个当年和大禹一起治水的大功臣（《史记·殷本纪》）又有谁能让他如此恐惧呢？
除了夏后氏，自然没有其他人。
再来看后稷（周朝祖先）。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死后，他的儿子不窋即位，很快夏后氏的政治渐渐衰败，农官不窋被废除，族人迁移到戎狄地区。
史书上没有说周人迁往戎狄地区的原因，但是根据常理推断，应该和上文提到的商人差不多，如果没有夏后氏的驱赶，周人没有必要往危险地区（异族）迁移，大可待在原地即可，因此周人和商人的迁都和当年红军长征的性质是一样的，说得好听些就是以退为进，说得难听些就是逃命。
而剩下的伯益（秦人祖先），命运比契（商人祖先）和后稷（周人祖先）好一些，史书上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大禹单单对伯益予以重用，甚至后来大禹还打算将位置禅让给伯益（其中有多少水分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史记》记载，大禹在位期间，确实让伯益总理朝政（相当于丞相）。
抛开个人感情因素来看，如果将大禹的所作所为添加一些政治家的权谋也未尝不可，治水工程中立下赫赫功劳的除了大禹以外，还有后稷、契、伯益等人，这些部落在治水的同时也是部落实力增长的过程，大禹虽然功劳占据首位，但同时面对后稷、契、伯益等人，个人的权威未免会变得些许黯然失色。
为了集权，大禹又不可能同时对付这一大帮元老功臣，于是大禹便采取拉一个打一个的手段，将伯益拉过来予以重用，对后稷和契等部落采取边缘或者打压的策略，这样会更加轻松一些。
这种帝王权谋在后世也经常会看到，专业名词叫做——“借力打力” 。
大禹死后，伯益和启之间因为争权而发生火拼，启斩杀伯益，进一步完成了大禹时期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而考虑到在启时期，原先治理洪水的功臣都已经被打压得差不多了，商人被驱赶得屡次迁都，周人甚至直接跑到戎狄地区避难，再重用伯益显然不可以。
如此只会养虎为患，因为时间一久必然会导致政治势力的失衡，因此与其说伯益是启杀的，不如说是儿子（启）完成了老子（大禹）未完成的遗愿。
二、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奴隶制社会建立
历史的主流观点认为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时期，其实这种观点太过于绝对，因为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空降出现，必然会有循序渐进的特征。分页标题
国家形成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私有制出现，另一个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强力政治部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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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根据上图可以作出简单地对比，生产力提高可以促进财富的增加，从而导致私有制的出现成为可能，私有制的形成进一步导致阶级出现分化，大奴隶主、小奴隶主、没落的奴隶主、奴隶形成了四个阶级，对应于中国就是帝王（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没落的奴隶主）、奴隶六个阶级。
因为原始部落没有私有制，所以不可能出现奴隶主，因为奴隶主产生的的前提就是要求奴隶有自己的私有财富去养奴隶，如果自己没有私有财富，就不可能养奴隶，也就不存在奴隶主这一说法。
奴隶主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奴隶主的第一桶金是如何获取的？
奴隶主的原始积累通过三个方式获取：
【奴隶制度|夏朝兴亡史，奴隶制度下的牺牲品】第一个是通过战争掠夺，将其他部落的财富占为己有（土地财富的扩张使得井田制成为可能）；
第二个是大奴隶主对他人的赠予，形成一系列小奴隶主（分封制的形成基础），也有拉拢的意思；
第三个是内部的剥夺，私有制的形成必然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强力部门出现，因为强力部门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有制的成果，例如官员、军队、监狱、法律等，一旦内部成员有人犯罪，强力部门就会剥夺其私有财富。
而奴隶也有三种来源：
第一种是战争俘虏，因为战争成为胜利者的奴隶；
第二种是因为犯罪，被强力部门没收私有财产沦为奴隶；
第三种是部落成员遇到天灾人祸自己无法生存，将自己人身贱卖依附于其他奴隶主。
经济基础导致上层建筑的形成，而上层建筑又可以反过来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度并非是夏朝才形成的，其实在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奴隶制度的缩影。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提及，黄帝在打败蚩尤之后，各路诸侯都尊奉轩辕黄帝为天子，天下如果有不顺从的（法律的雏形），黄帝就会去征伐（军队的形成），直到平定不服从才会离开（战争的财富掠夺和俘虏获取）；
其次黄帝会四处迁徙，没有固定住处（生产力不够高，遇到粮食危机需要迁徙获取粮食来源），他会用士兵为自己站岗（军队），官职都是用云来命名（政府官员，譬如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军队称为云师（军队）；
他还设置左右两名大监，监理诸国事务（政府机关：监察委）。
可以发现，黄帝时期就已经有奴隶制国家的雏形，只是当时的生产力并未达到很高的程度，有时还需要通过迁徙来获取粮食，但军队、政府机关的设置必定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既然当时生产力不高，那么能够维持华夏联盟形成私有制的唯一可能就是通过战争掠夺的方式来获取财富。
所以现如今为什么很多人说华夏民族是战斗民族，或许从黄帝身上就可以找到原因，通过战争的方式让自己联盟形成私有制的经济基础，随后为了维持这种经济基础就必然要设立官职、建立军队，由于生产力本身低下，一旦维持不了私有制，就必须对异族发动战争，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也进一步获取奴隶。
随着未来生产力的提高（譬如：皋陶发明了耒耜等工具），财富获取的增加就使得联盟不用通过战争获取财富成为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制也就可以在和平年代得以维持，多余的财富除了养奴隶以外，人们就会去寻求其他的消费方式，如此以物易物的商业便产生了，可以说商业生产力提高的产物，这是题外话，就不多说。分页标题
所以说，中国早期奴隶制度雏形于五帝时期，成形于夏朝，这样的结论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循序渐进，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出现空降兵。
三、夏朝的集权之路
随着奴隶制度的成形，奴隶主阶级也随之产生，私有制的出现还伴随着另一制度的产生，便是世袭制度。
人的威望是不可以传承的，这就导致为什么在单纯的原始社会部落首领无法实行世袭制度的原因（五帝时期并非单纯的原始部落，他已经开始形成私有制，只是这种私有制非常脆弱，世袭制也就不稳定）。
父亲有威望并不代表儿子有威望，这是事实，然而一旦私有制形成，就会出现父亲有钱儿子一定有钱的现象，因为财富是可以传承的。
原始部落的统治靠的是威望，谁有威望谁就可以上；然而奴隶社会靠的是财富，谁有财富谁就可以上，这就为世袭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所以禅让制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点不可否认，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禅让制必定有一段存在过程，但并不是发生在尧舜时期，因为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私有制的雏形，到了尧舜时期只会越来越成熟，私有制的成熟带来的结果并非是禅让制的成熟，而是导致禅让制的瓦解，世袭制的出现。
世袭制的成形，所带来的阶级出现变化，通过财富、地位世袭的贵族出现了，而帝王（天子）就是最大的贵族（资产阶级），他们的对立面是广大的奴隶阶层（无产阶级）。
奴隶主凭借着自身巨大的财富将奴隶压在地面，这是奴隶社会的基础矛盾；但是上文也说过，财富的世袭就意味着地位、权力、资源的世袭，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有权力，看得是他对社会资源（财富）的垄断程度，垄断度越高，他的权力也就越大；相反，垄断度越低，他的权力也就越小，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上层矛盾。
因此夏朝的建立，已经将基础矛盾（奴隶主VS奴隶）固定，然而上层矛盾并未固定，作为夏朝最高统治者夏后氏而言，只有自身所占资源多的情况下，自己才可以稳坐帝王位，可人性的贪婪注定会导致贵族为了集聚财富而不择手段，而贵族的不安分必然会影响夏后氏的社会动乱，进而威胁夏后氏的统治，因为蛋糕是一定的，贵族吃的多了，留给夏后氏的蛋糕就少了。
因此，从大禹开始，夏朝的治理过程就必定是王权和贵族权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而且这种博弈在夏朝灭亡的时候依然没有结束，经历夏商周三个朝代，直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才彻底解决贵族和王权之间博弈的不稳定因素，这是后话，这里先不详细述说。
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时期，先后分封11个同姓诸侯国，包括自己的夏后氏就是12个，其中封国分别是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大禹死后，夏后启继位，夏后启先斩杀伯益（贵族），然后以有扈氏（贵族）不服从管理为由，攻打消灭有扈氏（贵族），其一系列操作都是围绕王权和贵族之间的权力斗阵展开的。
夏后启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发生战争（夺嫡战争），最终以太康胜利而停止战争。
太康在史书上的形象非常不堪，说太康自小娇生惯养跟着父亲启享乐，即位后的生活更是腐败，只顾游玩享乐不理朝政，外出狩猎数月不归，最终导致失国（被后羿夺权）。
其实这纯属子虚乌有，能够在五子夺嫡中胜出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个只知道享乐、不思进取的顽劣子弟，看看后世的夺嫡斗争，曹魏的曹丕、唐朝的李世民、清朝的雍正，能够在夺嫡战中胜出的人，必然是有勇有谋、行为果敢之人，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玩世不恭的人在夺嫡中活不过5秒。
夺嫡战争的胜利，让太康变得更加壮志凌云，继承大禹和夏启的遗志，太康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权力垄断，而改革必然遭到贵族的集体反对，如此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就这样产生了。（这是合理的推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禹刑》是何时产生的，但确实存在）分页标题
有人说《禹刑》是一部奴隶主打压奴隶的法律，其实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如要真的是为打压奴隶，不成文法绝对比成文法更加有用，了解法律的人会知道，法无禁止即自由，如果为了打压奴隶而制造出一部法律，那奴隶主岂不是作茧自缚嘛，不成文法的法律解释权在贵族，而一旦法律成文，解释权必然转移。
因此，《禹刑》这部法律打压的对象并非是奴隶，而是奴隶主，也就是贵族，况且《禹刑》并非是公开的法律，只在贵族内部流传，公开的成文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子产铸刑书才推行出来，而子产铸刑书为日后战国时期变法（尤其是商鞅变法），剥夺贵族手中的权力开通了道路，这是后话，这里不加详述。
也许是太康太过于心高气傲，而想一气呵成，他的政治主张遭到了当时贵族的反对，这也给了后羿夺取夏朝权柄的机会，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王权和贵族之间权力斗阵的惨烈程度，因此太康的失败并非是他的不思进取，他的失败恰恰是太过于进取。
到了少康时代，少康依靠旧贵族重新夺取权柄，恢复夏朝统治，但是依靠贵族取得统治权必定也就意味着少康必须对贵族屈服，因此少康中兴的代价是王权向贵族权妥协的结果，因为妥协了，所以也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自然就中兴了。
这种妥协的状态一直到孔甲才发生改变，中间经历了8代夏后氏，孔甲意识到对贵族一味的放权就是在饮鸩止渴，对贵族的妥协只会让贵族势力越来越大，于是孔甲毅然决定对贵族开刀，从而导致诸侯纷纷起来叛变，但情况并没有在孔甲的手里得到改变。
直到夏桀时期，当时已经有很多诸侯背叛夏朝了，这时蓄谋已久的商人成汤实行了与夏桀截然相反的政策——依靠和拉拢贵族。
成汤的政策很快得到了广大贵族的支持（其中包括秦人），终于在鸣条之战中商国打败夏朝，取而代之，但商朝的噩梦也很快来临，毕竟成也萧何败萧何，既然依靠贵族起家，就必然因为贵族而败家，不过这是后话，这里不加详述。
四、总结
阶级的矛盾无处不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小奴隶主（诸侯贵族）和大奴隶主（帝王、天子）之间的矛盾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帝国的前行，夏朝是奴隶制度成形的时期，也是王权和贵族之间斗阵的牺牲品，然而商朝继承了夏朝的国土与社会制度，其所面临的必然是夏朝未解决的矛盾。
那么商朝是否可以超越夏朝，将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彻底解决呢，且看下集：商朝的兴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