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钟山|浅析关东军的“满蒙新五路”与张作霖的“阅、准、忘、悔、拖”

中东铁路修筑于十九世纪末，是沙俄在经济方面侵略东北的产物。清政府在1896年6月和1898年3月先后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根据这两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在东北修建了东省铁路，也叫东清铁路，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代管后改称中东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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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反沙俄筑路斗争
中东铁路于1898年开始正式动工，但在此前，沙俄已经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勘测活动” ，活动主要集中在1884年至1896年。沙俄的勘测队在沙俄边防部队保护下，进行铁路勘测和侵略破坏等活动。强占土地、拆毁民房、平夷坟墓和破坏农田青苗等行为频频发生，这些侵害中国当地居民利益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都使得沿线农民十分愤怒，反抗不断。这也是此次反对沙俄修筑铁路中农民占主体的原因所在。
1895年5至9月期间，在宽城子站以南、公主岭站、双庙子站、铁岭站等地先后爆发了6次由农民组织的驱逐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在铁岭站附近、以大房河村为首的几个相邻村庄农民的联合武装抗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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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东铁路护路队还以追击“红胡子”为名，深入中国境内抢夺粮食和奸污妇女等，护路队的侵略行为更加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愤怒和抗争。
面对入侵者，最先受到侵害的就是生活在这方土地的人民，清政府没有为人民做主，他们只有铤而走险，用自己的力量尝试去维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黑龙江、吉林境内有很多金矿资源，沙俄的铁路沿线下有金矿分布，涉及到切身利益，采矿工人也不愿意沙俄修筑铁路。其中以马凤云为首的抗俄武装队伍比较活跃。此外，随着东北地区矿业的发展和筑路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工人来到这里谋生，这也是一股比较值得重视的力量，作为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较重，当工作强度过大，工资无法结清时，这股力量就会走向暴动，去反抗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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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筑路华工、采石场工人、金矿工人的抗俄斗争时有发生。除此之外，还有以长春知府为例的爱国官员组织的护路队，受到清政府政策的制约，这支护路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此时保路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东北处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当时东北国际环境复杂，清政府甲午战败后将国家寄希望于“结强援” ，希望“联俄拒日” 。但是当时沙俄也一直觊觎着中国东北的土地和矿产等资源,借修筑铁路和追击“红胡子”为借口不断向我国渗入侵略势力。
第二，保路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贫农、矿工和铁路工人。沙俄修筑铁路和对内地的侵略直接后果便是破坏农民土地、抢夺资源和压迫劳工。因此，在得不到沙俄赔偿、清政府也没有妥善处理时，他们只有铤而走险进行自发的联合斗争。
第三，当时东北的官员对沙俄态度也不明确，有对沙俄卑躬屈膝者，亦有协助、保护人民安全者。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面对沙俄侵略和清政府的无能，东北地区各阶层都无法做到自保，其中底层民众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反抗也最为强烈。这种反抗精神与东北的无秩序也为后来该地区多土匪活动埋下了伏笔。
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抗争力量过于弱小，与此同时，还要面对沙俄侵略和清政府官员的镇压，最终只能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反抗沙俄修筑铁路的斗争是东北民众反对列强压迫的伟大壮举，从全国局势来看，还是1900年东北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曲。此次斗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传递的爱国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天图铁路交涉案分页标题
天图铁路位于吉林省，具体指天宝山至图们江岸一段。天图路与吉会路有紧密联系，由于其沿线经济的经济价值与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得中日之间为天图铁路交涉达8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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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爱国、进步、民主、自由精神得到进一步传播，反对侵略的民族精神也进一步发展。吉林省民众深受日本侵略之苦，在此次交涉中表现活跃,路权丧失后东北地区民众的生存环境将更加困难。 1922年8月24日，延吉各界推举张斌、霍万程二人为代表前往奉天向张作霖请愿。但张作霖避而不见，奉天省长王永江称天图路为吉林之事，不归奉天所管。张、霍二人又前往吉林请愿，吉林当局则推托此事由奉天解决。
在这种相互推托的办事方法面前，民众的请愿最终无果而终。东北当局内部对日本修筑天图路一事也有不同声音，如以孙烈臣为首的吉林地区，就因为天图铁路对吉林危害极大，在日本对东北路权的侵夺上有所抗拒。
张作霖主政的东北地方政府对日本的依存关系为日本的侵略提供了方便，以及直奉战争后的东北自治，更为日本避开中国政府的干涉，直接实现对东北利权的侵夺提供了便利。
因为这些历史原因，日本对包括东北路权在内的侵略阴谋最终得逞。此次以人民活动为主体的维护路权运动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它促使天图路的修筑几次停止动工，体现出面对侵略时中国民众力量的觉醒，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体现出东北民众的反抗精神。 “田中外交”与满蒙新五路计划
田中义一一直以来都坚持扩张主义的对华政策，将日本的战略重点放在满蒙地区，通过“经营满蒙”补给日本缺乏的资源，以此为日本进一步扩张打下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求东北地区脱离中国政府，实现在日本控制之下的东北自治或东北独立。因此，在面对中国北伐战争时期统一全国的趋势下，日本出兵山东阻止中国统一。此外，在与蒋介石和张作霖的交涉中，都暗藏着通过将满蒙分离出中国的政策实现维护其满蒙权益并进一步“攫取”满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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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会议是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后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就满蒙地区来讲，田中义一组阁以后，放弃了之前金圆外交这一较为灵活的侵略政策，推行更为积极的满蒙政策。其中，尤以铁路政策的制定最具代表性。
通过田中奏折，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田中义一所制定的积极的满蒙政策。为解决东北地区一些悬案，东方会议主要就铁路方面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制定了铁路修筑计划，这些计划通过满铁与张作霖的协商进行。预期在不出动军队的情况下，以满铁为代表向奉系政府交涉，实现自己攫取铁路修筑权的计划。
满蒙分离政策
满蒙地区在日本对外扩张的道路上有着重要地位，不仅是从朝鲜殖民后向中国入侵的开始，更是向中原地区入侵的一个跳板。而且满蒙地区本身特殊的国际环境也使得日本在对满蒙地区的“经营”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是二十年间“赌国运”进行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侵略成果。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中国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北伐的顺利进行更是体现出这一趋势。为了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田中内阁开始制定施行满蒙分离的政策。
满蒙分离政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土壤：
第一，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对外资源过度依赖的缺点暴露了出来，不仅需要稳定的资源供给，还要稳定国内的恐慌。满蒙地区丰富的资源能够满足当时的日本需求且较易取得，因此，也自然成为首选的侵略目标。分页标题
第二，日本侵略满蒙时付出很大代价，向满蒙扩张更容易取得国内支持，调动民族情绪。
第三，中国方面奉系地方政府独霸东北，并且与日本的利益关系密切，并且当时国民政府的力量不强，短时间无法顺利实现统一。此外，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没有完全形成统一对外的思想观念，统一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
田中义一满蒙分离政策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早在1913年他便在《滞满所感》中提出要“经营大陆”、“攫取满蒙” ，并且在具体的实施办法提出合并“关东都督府”和“朝鲜总督府”为“统一机构”的设想，此外还提出以借款方式攫取“满蒙”铁路权益，修筑沟通朝鲜和“满蒙”的铁路。
这些政策都在田中组阁后逐步实施，东方会议的召开和《对华政策纲领》都体现出其这一政策。森恪对《纲领》的阐释更是说明要把中国东北地区掌握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满蒙分离政策在之后的满蒙交涉、武装占领东北及成立伪满洲国都有体现，是一步步实现将满蒙地区从中国脱离出来，形成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独立国家” 。
在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措施中，日本对东北铁路的修筑和控制像是一张巨大的网，开始全面渗透自己的力量。为掠夺资源，保护既得利益和后来全面控制东北打下基础。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郭松龄事件就体现了日本通过控制的铁路及其附属地实现对战局的影响。张作霖因为得到日本的帮助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同样告诉张作霖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和日本的战略野心，必须加强自身的铁路建设，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日本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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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新五路计划的制订
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铁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东北地区早期的铁路主要有中东铁路和安奉铁路、京奉铁路等。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南满铁路并在“满铁”的“经营”下逐渐“攫取”东北地区的筑路权和铁路附属地的控制权。
随着时代的发展，铁路在交通上的优势愈来愈明显。由于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政府，经济实力也比较弱，铁路的修筑权往往掌握在英、法、日、俄等国手中。并且，铁路的修建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也会大大加强，获取筑路权不仅符合日本扩张的需要，而且方便其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
东北地方政府在张作霖时期逐渐稳定，通过张作霖父子的努力以及东北民间对东北当局修筑铁路的支持，打通、奉海、吉海等铁路成功修筑。这些铁路建设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日奉关系的逐渐紧张。东方会议后，日本在“攫取”铁路修筑权方面开始制定解决满蒙铁路悬案的满蒙新五路计划。
中日之间自日俄战争起就因为铁路问题产生过数次较集中的交涉，如“满铁”的成立、天图铁路交涉案、“廿一条”、吉会路问题的交涉等。其中吉会路问题所牵涉的利益和战略意义最为重要。吉会路由吉林起，经过蛟河、敦化、延吉、图们最终到朝鲜的会宁。吉会路的修建不仅缩短了日本经朝鲜到东北的运输时间，还可通过其与南满、安奉铁路快速控制东北。
此外，沿线的资源和运输也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利益。也正因为它的重要性，东北当局、中国外交部以及民间力量一直不断地抵制日本的筑路活动，如反对二十一条、天图铁路交涉案等。在日本的压力下，《中日合办天图铁路契约》、《吉敦路承包修筑草约》等条约相继签署，若按条约计算，吉会路的三分之二已告竣工，余下敦化至老头沟一段，仅剩二百六十余里。
田中义一上台后便开始设法解决满蒙悬案，逼迫张作霖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其中敦图铁路还涉及到延长至老头沟一段，这条铁路是吉会路的一部分,其余四路是吉会路的支线或营养线。分页标题
这些铁路的修建若能实现，会帮助日本进一步控制东北交通，甚至会延伸到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控制。张作霖在日本的帮助下崛起，但也看到了这些铁路非同寻常，在他执政的最后阶段，就满蒙新五路问题与日本进行了艰难交涉。日本方面与张作霖的交涉
满蒙新五路条约最初是在田中内阁“积极的满蒙政策”下形成的，早在7月1日东方会议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五号文件，初步确定了在我国东北修筑七条铁路。在实施中，田中不仅督促吉田茂与东北当局交涉，还任命山本条太郎为满铁社长，让其同张作霖北洋政府进行交涉。
山本条太郎在与张作霖交涉的过程中，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和江藤丰二两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7年8月1日，山本以满铁社长的名义发给江藤委任状,授权他代理与有关方面交涉。
日本是通过满铁来对东北当局进行交涉的，满铁虽然是日本“经营”东北的重要机构，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表明代表政府与中国进行交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际压力、规避了国际外交可能带来的阻力。
江藤丰二从与张作霖的私人关系方面做工作，得到可以铺设七条铁路中的五条铁路的承诺，这五条铁路就是前文提到的“满蒙新五路” 。张作霖看到此次日本所提出的修筑的七条铁路就已有所警觉，问“这不是日本原来为了和俄国打仗所准备铺设的铁路吗？”
但是当时张作霖在北伐军面前处于劣势，需要通过对日本让步来取得日本的支持。因此在日方的逼迫和张作霖维护自己统治的意愿下， 1928年5月13日，张作霖最终以中华民国政府大元帅的名义在延吉——索伦、沈南一一索伦两条铁路的承造合同上签了“阅。准行” 。同时，又命令交通部司长赵镇以“交通部代理次长”的名义在敦化一一图们江、长春一一大赍两条铁路承造合同上签字。吉林一一五常铁路的合同，因吉林省各界的强烈反对，留待日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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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张作霖还是保留了以往对日关系上的谨慎性，给自己留下“反悔”的机会，并且张作霖也看到了当时民众的力量，对日本没有完全的妥协。
【忆钟山|浅析关东军的“满蒙新五路”与张作霖的“阅、准、忘、悔、拖”】由日奉交涉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近一年的交涉，双方都有自己的目的。日本希望扩大其在东北的控制，为进一步侵略东北做准备，张作霖也迫于当时的国内外压力，为了维护统治最后签订了条约。但是条约没有明确的实施计划和修筑铁路的具体问题，而且随着张作霖的死和日本强行筑路活动引发了反日运动，更使得日本筑路计划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