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青|老兵忆抗战：杀死一个日本鬼子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 |杭州|日本|鬼子|

_本文原题：老兵忆抗战：杀死一个日本鬼子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
钱青，原名钱炳坤， 1917年出生于杭州鼓楼的一户大户人家，父亲钱骏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四团团长。 1936年，钱青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 “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后分到的正是父亲原来任团长、由浙二师演变的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不愿同室操戈，钱青离开前线回到杭州。

本文插图
战争残酷
杀个日本鬼子我们要死三四个
1937年，钱青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 1940年，完成学业的他被分配到了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担任炮兵连长，隶属第六战区，驻守湘鄂川一带。
战争的残酷在一开始就表露无遗。在战场的5年多时间里，他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上千场战役。钱青说，每个人都怕死，上了战场就顾不了那么多，必须往前拼。
最让他感到悲怆的是，每天都有战友死去，出发前还说晚上去他家吃饭，回来时却只看到挑着行李的勤务兵。打仗时，钱青的主要职责是指挥炮兵，相比步兵，炮兵的安全系数略高一些，但他们最怕日军飞机轰炸，被炸弹丢中，必死无疑。
“日本人很难对付，杀死他们1个，我们要死三四个。 ”日军武器好、装备好、训练有素，即便是现在回忆起来，钱青仍记忆深刻。偶然的一次，钱青发现日军不光碉堡工事做得好，而且每个碉堡里还安装了一根铁链，这是为了防止机枪手逃跑，提前把他们锁在里面。

本文插图
命运浮沉
3次26年的劳改劳教生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一触即发，欢庆胜利的同时，钱青也为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深感不安。 “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抱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他毅然解甲，从湖北前线回到杭州老家。之后，他被分配在联勤总部浙江省供应局，主要分管军械弹药库， 1947年，他和一位杭州姑娘结婚。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钱青过上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他住在北山路的老房子里，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型酱油厂，妻陪子伴，生活平静。然而两年后，他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杭州某小报随即登出消息--“潜伏匪特钱青已经被枪决” 。妻子看到报纸，还跑到松木场找他的尸体。
之后，他背着“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活动”、历任伪职和“右派”等多项罪名，去劳改、劳教， 26年的煎熬，险些把命都丢了。
1979年，钱青再回到杭州时已62岁，靠着誊印谋生。妻子已改嫁到上海，两个儿子也有各自的家庭，他一个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在或湿冷或炎热的夜里孤独成眠。 2004年，他领到了人生第一笔退休金，那时他已经87岁。
【钱青|老兵忆抗战：杀死一个日本鬼子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在孩儿巷豆腐巷钱青12平方米的居室里，讲起战争和战友，他时常动情地拿毛巾擦拭眼角。 98岁的他满头白发，白衬衣配休闲外套，清爽优雅，斯文俊朗。采访人员感慨他像个孩童。 “因为我心里坦荡，没有疙瘩。 ”他目光坚定， “我是中国的抗战老兵，参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那些死去的战友也是如此，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他们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