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航班延误险“获赔”300万，是薅羊毛但未必是犯罪

航班延误申请保险理赔，也会涉嫌刑事犯罪？近日，南京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件。媒体报道，一位李姓女子因为虚构行程，利用近900次航班延误骗保近300万元，目前已被当地警方以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刑事拘留。但网络上，许多网友都认为这样定罪太牵强。有网友表示：“最怕玩不起翻桌子。 ”“规则你定的，我利用了你的规则，你告我诈骗。 ”“人、票、航班延误都不是假的，用什么骗的呢？”复盘案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李某曾有过航空服务类工作经历。她首先在网络上精心挑选延误率较高的航班，再去查询该航班的航程中有没有极端天气。如果找到了存在较大延误可能的航班，李某就会使用不同身份购买机票并大量投保。如果航班不会延误，她会在飞机起飞之前把票退掉，以便减少损失。一旦航班出现延误，李某便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此事引发不小的争议。不可否认，法律有一定的专业门槛，而这些争议很多都流于情绪化。但如果认为罪与非罪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能判断，那就大错特错了。法律植根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从头到尾都带着烟火的气息。对于绝大多数案件，普通人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常识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思维容易脱离经验常识，冷不丁就会把自己绕进那些由抽象概念筑成的逻辑陷阱里，从而做出令常人无法接受的法律认定。在该案中，当事人李某被刑拘的理由是：利用其亲友身份信息购买机票和飞机延误险，涉嫌在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故意捏造根本不存在的被保险对象，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客观上存在刑法评价中的诈骗行为。初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问题是：使用谁的身份购买保险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身份信息是否真实。因为保险公司并不筛选顾客，保险公司只审查购买延误险的人是否同时购买了某个航班的机票。至于该乘客到底是谁以及是否实际搭乘该趟航班，保险公司并不审查或关心。因此，只要李某使用真实的身份信息购买保险并且支付了足额的对价，那么她就完成了一次合法的缔约行为。如果每个单一行为都是合法的，那么这些单一行为的集合怎么就能突然一步滑向犯罪呢？被保险人是否知情或同意，或许会影响到保险利益的认定和保险合同的效力，但这种争议仍然是一种民事争议，不应该越过民事纠纷直接升级为刑事犯罪。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其本质特征是保险标的具有不确定性。结合到本案，也即，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李某不确定航班是否一定延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某不可以通过尽量的收集信息去做出自己的研判，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保险公司向乘客兜售航班延误险也是出于商业和逐利的目的，凭什么就只能允许保险公司赚钱而不能允许乘客赚钱呢？更何况，客观上，航班信息和天气信息都是公开的，航班是否延误不仅与天气有关，还与其他的许多因素有关，并非李某可以控制。相信李某也有预测失灵的时候，这时候李某购买机票和保险的费用，不就转化为航空企业和保险公司的利润了吗？这世界的规则，有的具有道德属性，有的不具有道德属性。不具有道德属性的规则，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分配规则。哈耶克就曾经指出，规则本质上并非行为的障碍，而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选择和决策的参考。就好比在篮球场上，球员可以将犯规作为一种战术和策略，意在谋求比赛的优势。李某的行为说到底，就是在利用规则的漏洞去谋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保险公司不愿意看到类似李某这样的行为，那首选的办法应该是完善保险条款和改进投保规则，次选的办法是去法院主张保险合同无效，而不是动辄寻求警权介入。警权依赖，会维持甚至加剧市场主体的惰性、低效。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奇思妙想，鼓励人们赚钱致富。有些赚钱的方法可能很新奇，甚至可能不合理，但不合理不等于违法，更不等于犯罪。就李某的行为来说，社会化定性应该是 “薅羊毛” ，算得上投机，但难言犯罪。从法律层面讲，刑事执法显然不能存在泛道德主义倾向，总想把看着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关进刑法的笼子里面。如果总是把刑法挺在社会治理的前面，如果刑法的手总是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到处乱伸，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缺乏活力的，社会治理的成本也一定是非常高昂的。真正的法律人必须目光如炬，带着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洞察去直击案件的核心和本质，而不是被一些弯弯绕的表象给困在泥淖里无法自拔。希望这起案件最终能得到妥善处理。作者：邓学平（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