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背后的唐朝经济

一、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平安无事。李白被唐玄宗取消关注，落寞的离开长安，然后在洛阳巧遇杜甫。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碰撞出一段基情。他们一起在河南求仙访道，秋天又遇到高适，三个人每天除了喝酒撸串，就剩下吹牛扯淡。为大唐健康工作50年的贺知章，也骑着小毛驴回到浙江老家。此时，离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过半年。大明宫中住着李隆基，太真观里有杨玉环。一年后，他们将走完世界上最远的旅程，向天下官宣他们的爱情，然后专业撒狗粮12年。她的哥哥杨国忠仍然岌岌无名，不过一条光彩大道在面前铺开，他一脚踩上去，走向未知的未来。右相李林甫在朝堂只手遮天，每次发朋友圈都能收获上万点赞，而他都懒得看一眼。幽州，突厥人安禄山春风得意。他刚刚接替裴宽担任范阳节度使，再加上已有的平卢节度使、河北采访使等职，大唐东北王即将加冕。日后搅动风云的人都已各就各位，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平安无事。所有人都在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们坚信，如日中天的大唐将永远存在下去。长安地下却早已埋了300桶石脂，只等一丝火星。长安并没有张小敬。

二、天宝元年，长安城外的广运潭热闹非凡。从渭河而来的300多艘船在广运潭一字排开，首尾连接数十里，每艘船上都写着大唐州郡的名称，还有各地土特产。咋一看，仿佛是来长安赶集的。唐玄宗在观礼台上就坐后， 300多艘船依次从台前经过，接受伟大皇帝的检阅。潭中心有一艘船突然锣鼓喧天，陕县县尉崔成甫扯开80分贝的嗓门，唱着唐玄宗亲自写的《得宝歌》：得宝弘农野，得宝弘农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看看这词，多感人多喜庆，一股“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的画风，猝不及防的扑面而来。李隆基确实很开心，因为终于能吃饱饭了。堂堂大唐皇帝不应该用金锄头种地嘛，怎么会吃不饱饭？但我跟你说，这都是真的。开国初年，朝廷大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骨，再加上长安城人口少，一年只需要消耗20万石粮食。可在太平江山，人们总是向往着首都生活，当年在长安找机会的人，和如今的北漂没什么区别。人口多，粮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汉的水利灌溉系统早已残破，曾经接受灌溉的4.5万顷田，缩减到只有6千顷。唐朝的关中，早已不是经济重心。知道为什么唐高宗、武则天都喜欢去洛阳吗？人家不是去搞团建、也不是长期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吃大米、烙饼、烩面、胡辣汤......没办法，长安实在是没粮食吃啊。可就在天宝元年，广运潭把之前修建的运河连通起来，江南的大米可以直抵长安，当年就运来400万石，李隆基能不高兴嘛。大明宫中，李隆基满意的打了一个饱嗝。长安城解决了温饱，大唐依然是烂摊子。《旧唐书 · 玄宗纪》说：“天宝十三载，户981万， 388万不课， 530万课。口5288万， 4521万不课， 766万课。 ”这串数字有点不对，已经成为学界的一段公案。从字面上来看，大意是这样的：唐朝的财政税收方式是租庸调制，纳入这套税收系统的人口叫课口，有课口的家庭叫课户。大唐登记在册的人口中， 40%是免税的。剩余60%人口交的税要用在朝廷开支、宫廷用度、洪涝旱灾......再加上李隆基好大喜功，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开战，军费需求庞大。即便如此，正常的税收渠道都不一定通畅，往往需要朝廷派转运使之类的官员，去地方上临时疏通、压榨，才能把钱粮运往长安。大唐盛世如繁花锦绣，可朝廷却只有一个字：没钱。没钱的李隆基想依靠高超的微操手法，把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一不小心，咣，玩出一个安史之乱。归根结底，因为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分页标题

三、时间回到300年前，北魏。一次增加税收的改革，无意中在北方建立了新秩序，并一直延续下去，造就了强盛的隋唐帝国。“五胡十六国”时代，北方混乱了100多年，直至草原上的拓跋鲜卑南下，他们骑骏马、挎弯刀很快就征服了黄河流域。虽然北方统一，可是有个问题：北魏朝廷没有正规税收渠道，官员也不发工资......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抢劫、贿赂、高利贷。太武帝年间，有一个朝廷官员到山西、河南一带出差，从大同出发时只有一匹马，返程时却带了100多辆车。这种行为，我们叫吃拿卡要。公元484年，也就是太和8年，执掌北魏朝廷的冯太后在开会时说：“同志们，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们，想听哪个？”反正是你说了算，随便你吧。好消息是，朝廷以后给你们发工资啦，底薪+提成+五险一金，全部是最高标准，开不开心？坏消息是，有工资以后就不能随便抢劫了。大臣心中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还有一句MMP没有说出口。那么问题来了，朝廷也是靠抢劫为生的，仓库中也没有余粮，有什么资本给全体官员发工资？不要急，有办法。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始，北方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了躲避战争，父老乡亲们不得已到处流窜。这就有很多无主荒地和失业农民。第二年，冯太后把无主荒地全部收归国有，按照一定比例分给失业农民，每年向朝廷交税。这就是隋唐“均田制”的起源。在这套系统下，门阀和贵族基本是免税户，只有接受国有土地分配的农民，才是国家的固定税基。那么，怎么才能管理好国有土地和农民呢？公元486年，冯太后的男朋友、大帅哥李冲建议：“可以在农村建立基层组织，一竿子捅到底。 ”于是， “三长制”华丽出炉。朝廷分5户为一邻、25户为一里、125户为一党，分别设立了邻长、里长、党长，相当于现代的居委会、大队、村......这一套改革，历史书上叫“太和改制。 ”冯太后以国有土地为基础，安顿了流离失所的农民、有了稳定的税收、加强基层组织的管理，在乱世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秩序。我们之前聊过，东汉崩溃、三国西晋不能统一的原因，就是朝廷没有税源和兵员，只能产生分裂和割据。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乱世打破了所有的旧秩序，北魏脚下是一张崭新的白纸，任由他们做出美丽的图画。50年后，北魏早已分裂为东、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 ，让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员和军队。均田、三长、府兵......就是随唐帝国强盛的密码。

四、不知你发现没有，这套制度有一个最大的BUG ，就是朝廷必须持有大量土地用来分配。我们用初唐农民隔壁老王来举例。当老王年满18岁时，就会有100亩土地分配给他。其中20亩是永业田，可以世代传承， 80亩是口分田，去世后要还给国家。接受这块土地，老王就是国家的纳税人了。他一年四季勤恳劳作，然后按照“租庸调”的方式向国家纳税。每年交公粮2石，给官府干活20天，还需要上交三丈布。这就是老王每年需要缴纳的全部赋税。冬天到了，他也不能窝在炕头上喝烧酒看雪花，而必须去指定的军府参加集训，以防将来需要上战场。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兵农合一。过了几年，突然传来命令：“圣人要和突厥开战啦，你们跟我走。 ”于是，老王自备马匹、刀枪等装备，为国打仗。如果立功授勋，朝廷用勋田奖励他；如果升官了，也有和级别匹配的职分田。在这样的体制下，老王和所有农民一样，可以靠努力得到土地，朝廷可以用土地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不是有人说过么，中国农民最大的需求就是土地。可在老王得到土地之后呢？自己去世后依然需要还给官府，能传给儿子的只有20亩永业田，相当于下一代重新开始。拼命一辈子，却什么都攒不下来？凭什么？对土地的渴望、和人心的自私，让老王藏匿土地、注销户口、私下买卖......总而言之，有太多方法让他从国家纳税人，变成套现之后的黑户。再加上皇室、贵族、官僚继续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别墅，直到有一天朝廷蓦然发现：账本上的土地不够用了。于是，问题出现了。新生人口没有足够的土地分配，只能浪迹江湖或者到城市谋生；上战场打仗立功却没有土地奖励，府兵纷纷用自残来逃避兵役；而户口却落在本地，租庸调的赋税也不会放过他。立功不奖励、没田还收税，去你大爷的。这样一来，唐朝农民纷纷远走他乡，私下买一块土地重新开始。因为只要不是国家分配土地，他就不纳入府兵和租庸调的体系中。当时的大唐有种怪现象：农民都在辛勤劳作，但是都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天下富庶，朝廷却始终缺钱花。这种现象，在李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成为社会主流，直到李隆基时代，由于国家没有充足土地用来分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前面说，天宝13年依然有60%的人口是纳税户，但这是账面数字，实际上远远达不到。国家没有稳定的税基、没有稳定的兵员、甚至连基层组织都混乱不堪......因为农民四处流窜，管理起来难度太大。这就是盛唐的隐忧。分页标题

五、公元713年，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29岁的皇帝雄心勃勃，梦想建立能和李世民媲美的功业，可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国家税基不足，导致财政吃紧；立功无田奖励，导致府兵逃亡。《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崔器自称为“逃田户” ，就是因为没土地又不愿当府兵，才和阿兄跑到长安的。

可大唐的局势，却不安稳。北方的突厥一直蠢蠢欲动，图谋恢复祖先的霸业和荣光。突厥被打下去后，又冒出回纥来补刀。东北方有契丹在谋求地域霸权。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正值鼎盛时期，他们走下雪山，积极探索四川、新疆的新世界。为了守护疆土，大唐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崩溃的府兵早已不能为国争光，甚至连保卫长安都做不到，于是，延续200年的府兵制被彻底抛弃，大唐实行募兵制。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府兵制下，装备需要士兵自己准备，国家是不管的。但是募兵制就不同了，国家需要准备好刀枪、马匹、粮食来武装士兵。唐朝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不过不要紧，不给钱可以给政策嘛。在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先后设立10个节度使。每一个节度使都相当于军区司令，其实也没什么稀罕的。可是朝廷没有多余军费，只能允许节度使在辖区内收税。为了保障军队管理权和财政权，朝廷又把地方监察权赋予节度使。军权、财权、监察权集于一身，节度使已经是土皇帝。后人都说李隆基老糊涂了，其实他也没办法。旧秩序已经崩溃，李隆基又没有能力建立新秩序，只能对破损的旧秩序修修补补，节度使就是一块大补丁。大唐内部的补丁也很多。要想让长安摆脱饥饿，就必须重新疏通水利，才能让江南的粮食运到关中，这个无底洞需要无数钱。皇帝亲军、中原驻军虽然打仗不行，但也是一群吞金兽。李隆基和杨玉环长年累月的撒狗粮，不要钱？再加上奢靡的宫廷、腐败的朝堂、迷醉的社会，繁花似锦的盛世中总是飘荡着一股霉味。而维持这一切的，只有日渐缩小的税基。为什么李林甫能专权19年、杨国忠可以爬到宰相高位，绝不仅仅是搞斗争和裙带关系换来的，只有一个原因：他们能在老百姓身上压榨到钱。从这点来看，所有奸臣都是类似的。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都是在旧秩序崩坏时，能用不正规的特殊手段解决燃眉之急。有时候坏人不是骨子里坏，是局势让他不得不坏。李林甫、杨国忠是如此，安禄山也是如此。

六、755年12月，安禄山起兵造反。他的父亲是西域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婆，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轧荦山，意思是“战斗。 ”一直以来，安禄山都特别能战斗。他在幽州军中作战勇猛，仅仅用了10年就从一个素人升任平卢节度使，驻扎在辽宁。此时的安禄山，是大唐屌丝逆袭的典范。按照一般剧本，他将成为大唐所有落魄青年的楷模。但是时事不允许他做一个好人。大唐一直都有“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外领兵的将军打了胜仗，一定会回到朝中担任宰相，如果再有战争，宰相也可以披挂上阵。做为皇帝的影子，李林甫在朝中全心全意搞钱，如果有将军入朝为相，势必会分走自己的权力。而严峻的财政压力，也让李隆基不能破坏现有的捞钱模式。于是，哥俩就发明了一项潜规则：“将军尽量用没文化的胡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入朝当宰相了。 ”和其他将军不同，安禄山的情商很高。他不仅作战勇猛，还特别会来事。搜刮的军费、战利品经常被送入朝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中层官员，基本都收过安禄山的好处。有能力、高情商、又有政策红利，安禄山成为风口上的猪。直到755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全方位负责大唐东北方的战争。而大唐也只有10个节度使。也就是说，安禄山麾下有大唐三分之一的兵马。历史到这里已经很明朗了：国有土地制度崩溃，导致国家财政体系永远不健康，和兵役制度的涣散。为了应付复杂的边境战争，李隆基不得不把军事、财政、监察权力赋予节度使，培养了一堆土皇帝。朝廷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不得不让李林甫、杨国忠独掌相权，才能集中力量捞钱。李隆基的本意是玩跷跷板，让宰相和节度使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充当裁判。可这样的模式，玩崩盘是迟早的事。人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味，就很难放下。李林甫死的早，算是得了善终，杨国忠就不一样了。他仅仅做了3年宰相，迫切需要建立功劳来证明自己，安禄山就是最大的肥肉。安禄山坐拥东北，早已培养了嫡系小弟。李林甫手腕高超、资历深厚，足以让他感动恐惧，可杨国忠算什么东西？想拿我当垫脚石，看我不先干死你。该来的，终于来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分页标题

七、安史之乱，把大唐腰斩为两段。那个让人只敢谈复兴、而不敢说超越的大唐盛世，永远留在历史的刻痕中，越来越梦幻。千年来，杨玉环一直是背锅侠。还有的说法是李林甫奸诈、杨国忠误国、李隆基昏庸、安禄山狂妄......总之把所有帽子都扣到一个人头上。可时代巨变，哪里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国有土地制度在北魏呱呱坠地，经过北周、北齐的发育，终于在隋唐大放光彩，又在天宝14载寿终正寝。它成就了李世民，也埋葬了李隆基。安史之乱，只是几百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用千万人民的血与泪，结成一朵妖艳的罂粟花。血色，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