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迹罕至的山坡上一座与清风明月相伴的孤独坟茔

本文为非虚构

作者当年住过的集体宿舍（张雪年摄于2005年）他是我的兵团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马千里。我们能够相互走进内心，算得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境界的朋友。他当时在兵团单位的身份是羊倌，此前我所发过的文章中有所述及。他是兰州人。来兵团之前是甘肃武威某回民小学的校长，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当时是五十年代末。他当时已婚，育有一子。因为被打成右派，担心株连妻子和孩子，也不知自己下步命运飘向何处，于是和妻子离了婚。七零年三月二十九号，他和同事张雪年一起被调往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5团四营，就是岷县境内的国营天门山药材农场。他和张雪年工作岗位在一起，共同管理近六百只羊，一对羊倌。放羊这个工作别人看起来很有诗意，牧羊人每天在蓝天白云下陪伴着流动的羊群。高兴了还可以尽情放歌。须知那只是作家笔下的浪漫。那种无穷无尽的孤独和寂寞，足以让人崩溃。他们两人轮流值班，白班夜班各一人。张雪年和他共同度过了三年的羊倌生活。

当年牧羊的山坡（朱勇摄于2005年）水草季节，羊群并非每天收到圈里，而是在山上宿营，这就需要人在山上陪羊过夜。张雪年年轻大部分时间值夜班，身上带着枪防止狼对羊群和人身的伤害。值班地点就是场部对面山坡上，一个叫白马店的地方。羊倌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一个人，面对蓝天白云和羊群，只能和自己的灵魂对话，而且长到没有尽头。七三年我来的时候，羊倌就老马一个人，张雪年工作岗位变动为农业岗位，种植当归。羊倌这个岗位从初来一直伴随着老马，一直到他几年后离世为止。他的宿舍在羊圈的大门口，和一个姓李的老职工同住，房子大约不足十个平米，就是一个通炕，衣物杂乱地堆在炕上。冬天零下十几度或二十几度，烧炕用的是羊粪。他的房子极少有人去，后来我去过几次，进去就是刺鼻的羊粪味道。他当时的政治身份是右派，平时话不多，出言也是极为谨慎，和我开始交往，是我来了几个月之后。慢慢熟悉了，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他在同事中算是年龄较大的几人之一，大部分同事是知青和一些岷县孤儿院来的同事，年龄大约都在三十岁以下，那时老马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他身上带有浓浓的书卷气，语言中从不带有粗话和脏话。熟悉了也会看到他谈笑风生，不乏幽默。由于他的年龄和学识，一些同事，生活工作中偶尔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会私下求教他，他赢得绝大部分同事的尊重和信任。我那时才十几岁，懵懂少年，和人交往的一些注意事项，他会主动提醒我，比如后来的高考报名，我当时对政治氛围不是很敏感，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可能报名也无用。但他主动提醒我，一定报名参加高考，考上就好，考不上也没损失什么，这是他的原话。七十年代以后，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接连不断，由于本厂远离都市，地处偏僻，民风淳厚。即使运动来了，按照文件也要搞。但是基本开个会读个文件就完了。对他和张雪年两人很少触及。大家相处比较和谐，均相安无事。同事之间并未以他们的身份对他们有丝毫的歧视，平等相处，与常人无异。他对别人也是一样，毫无差别的一体尊重，从不以知识或见解高人一筹而凌人。老马多才多艺，除了知识丰富，对民族乐器大都熟悉精通。我亲自看到过他操演过二胡和笛子。有一年春节前指导员安排我说，你可不可以过年给小学生排几个节目，让这些大山里的人也看看。对这个我不懂，我只教学生唱了几首歌，有合唱。对于舞蹈我一点都不懂，于是我求教老马，他亲自出面教学生，一招一式一看就是内行，我不懂但我会看，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后来春节前后，孩子们在下场演过了，上场听说了也要求去他们那演，受到普遍的欢迎。他从20几岁被打成右派，到七十年代，十几年过去，已经是四十岁以上。表面看起来，满脸皱纹，一年四季都是留着大背头，戴着油腻的布帽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他家在兰州从不回家。十几年时间就过着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内心有多苦本人知道，但从不向人诉说。冬季晚饭后，单身同事一定是集中在开会的地方漫无边际的聊天，这个房子当时是陈树升在住。这是那个时期场里同事唯一的娱乐方式。那里有炉子。老马从食堂吃了晚饭后，就端着一个熏得乌黑的搪瓷茶缸，从羊圈方向走下来，他喝的茶和我们有所区别，他的茶缸里，有核桃、枣和茶叶，偶尔加冰糖，这个后来才知道，除了滋补的原因外，这也近似他们民族常喝的八宝茶。他生活的嗜好就是喝茶和抽烟，但不喝酒，滴酒不沾。春夏聚集的会议室没有炉子，我们几个单身晚饭后偶尔会到营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平时只是指导员一人，指导员也是单身。这里炉子常年不断火，老马和我们常常会在办公室泡茶喝，不是有意接近领导，主要是来泡茶这里有炉子烧开水。就这个行为，被后来的工作组作为老马的一条罪状，说他亲自带着茶叶给领导泡茶，拉拢腐蚀领导。场附近有个吊沟村，村里有个苏阿訇，因相同的民族信仰而有交往。苏的儿子看老马生活的如此凄苦，就给老马介绍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一个离婚的兰州回族女性。女性端庄秀美。他结婚时我们约有十几位同事都参加了，参加的人都是他一一私下亲自通知的，当时不敢张扬。我也参加了，喝酒吃的拉面。张雪年也许是触景生情，喝醉了，我当时十几岁，没有喝酒，也不会喝酒。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一次看见他脸上露出发自内心久违的笑容，枯木逢春，高兴亦在情理之中。婚房就在前排和食堂连排的最右边一间，当时是张姓班长在住，让给他当婚房，总不能把羊圈跟前的简易房当婚房。这桩婚姻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女性借故回家看家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人生几十年间唯一的幸福转瞬即逝。他也知道，女性的出走是因为这里太苦了。经此打击，对本来对生活已经感到绝望的他，绝望又增加了一层。他请假去兰州寻找，但没有找到，他打算在兰州一直找下去，就像陆游之于唐婉。他当时似乎有点疯狂了，甚至不打算再回单位，一直寻找下去。那时没有私营企业，无处应聘找工作。设法通过关系找了个装卸工的工作养活自己，就是要寻找失散的妻子，看看没有希望，加之单位屡屡催促，最后还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看似苍老了十岁。这次回来，发现他的右手大拇指包着厚厚的纱布，他说是在兰州西站装卸货物时砸成粉碎性骨折，没去医院，就这样包着让它慢慢长，很明显当时受限于经济压力。回来我劝他不行就到兵团医院切除了，他回答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出口成章，还引经据典。74年兵团撤销，单位交由武都农业局代管，农业局隔三差五派工作组来，要么学习，要么整顿，要么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七六年以后派来的工作组就一直住在厂里，他们权利很大，基本上取代了场部原领导班子。这时的领导班子还是兵团时期的原班人马，营长管全盘，指导员负责日常事务。另外还有一个营部协理员，协理就是营长的助理，基本无事可做，记得叫李开德，四川达县人。无事可做难免失落，但受到工作组的重用。中国官场文化凡是有权利的地方，就一定有争斗，这叫“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这近百人的偏远小场也不例外。多年来，老马和张雪年这两个人虽称被管制，但是大家平时相处还是比较和谐，遇到运动，基本从未触及，偶尔有也就是走个过场，你好我好，大家都交差了，都不当真。交给地方后，来了驻场工作组就不一样，他们就是要深挖线索，没事找事，轮流在职工家吃派饭，广泛搜集线索。意在分化原班人马，故意制造矛盾，为走马换将做准备。不这样做，他们就失去了存在感。七七年下半年四个人已经被粉碎，邓公已经复职，而我已经参加高考被录取，这时偏偏又要搞个运动，叫“说清楚” 。说清楚什么，就是说清自己和上面被打倒的四个人有无联系，想着都可笑。当时工作组宣布三个人说清楚，老马、张雪年和我。当时的营长指导员都靠边站被架空，工作组说了算，协理员协助他们。宣布之后，老马晚上偷偷找到张雪年说，他们这次要斗我，我就去死。张雪年认为他在开玩笑。都知道老马平时很要面子，把尊严看的比生命还重要。因为重尊严，平时就不爱逢迎拍马，对工作组那一干人也是敬而远之。按顺序先是张雪年先说清楚，过关之后轮到老马，我排最后。说清楚的形式就是在全场职工大会上站起来说自己的不是，没有也要编，否则的话就是态度问题。记得轮到老马说清楚是下午，全场职工开会，当时农业局局长郭一平宣布开会，工作组长张汉良、刘春生主持会议，协理员李凯德坐在主席台上，营长和指导员坐在台下。他们一通发言后，历数老马很多所谓“罪恶” ，说他平时拉拢营长、指导员，腐蚀干部。举的例就是上文述及的，自己拿着茶叶在办公室和指导员一起泡茶喝。另一个罪状是，说他结婚那次是重婚，没办结婚证，那个时代偏远农村尤其是甘肃，先结婚生了孩子才办结婚证的多得是。有的孩子都结婚了，老一辈还没办结婚证。那里的民俗是定婚仪式很隆重，定婚就视为结婚。民风如此，很多是后来补办，先结婚后领证。老马那次没办证严格说起来不对，但不算是重婚，要说重婚女性有可能重婚，而老马不可能。退一步说，就是先结婚后办证，也和政治无缘，更和上面打倒的四个人无关。都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主席台上的人，让他自己站起来讲，这时老马低着头，不但不站起来，还背对着主席台，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毫不理会，完全不配合。事情僵在那里，主持者只好宣布散会，工作组一干人被冷落难以掩饰地恼羞成怒。当天晚上我在营部办公室，正在和指导员下军旗玩，这是指导员唯一的娱乐爱好。场区大部分人都睡了，漆黑一片。这时和老马同住的老李急匆匆跑来说，不好了，老马把药喝上了，人不成了。指导员起身告知隔壁的工作组长张汉良，张又到隔壁叫醒已经入睡的郭局长，嘀咕几句，就说让指导员和营长先派人去看看，明天安排丧葬事宜。第二天全场职工开大会，郭局长宣布老马死讯，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这就是他们的结论。后来我问老李当时看到老马的情境，老李说，晚上他从外面进来，发现老马在炕上翻滚呻吟，看到他身边放着一个碗，还有一些粉末，老李系本地人，知道这个毒药，本地叫“铁棒锤” ，是一种植物。我后来咨询内行得知，中医叫“断肠草” ，学名叫“狼毒” 。第二天开完会后，按照他们民族的习惯，用白布包裹，然后安排职工申齐耀的牛车送上山，我和其他三位同事负责掩埋。工作组安排我去，也有警告羞辱我的意味。分页标题

当年的农场一角他们不担心我会自杀，没有管我，因为我已经被高考录取，准备行囊离开了。我到了学校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学校开会传达文件，说全国右派等五类分子全部无条件平反，也就是这五类分子的称谓将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当时是1978年。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老马在兰州的弟弟马千程，老马在世时曾告诉过我他弟弟的名字和单位，似乎早有预感或安排。他弟弟收到信即来学校找我，于是他弟弟给农场写了一封信询问平反之事，不久收到场里来信，说已经平反，并寄来平反决定。同时告知，如果家人愿意把坟迁至兰州，场里将提供尽可能的方便。老马的弟弟把信拿给我看，写信的是场里的大学生兽医王丹亭。几年后原场同事告诉我，坟没有迁，场里人都走光了，唯独老马的坟还在那里孤零零的和原场的废墟为伴。他的详细身世是后来张雪年告诉我的。老马于解放前，任西北军阀马步芳手下的营部文书，和武术教官。解放后参加工作。任武威回民小学的校长， 57年反右，因年轻出言轻率，被定为右派。后发配至河西玉门附近的饮马农场。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单位，即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一师三团六连。老马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日子就从那时开启，一直到自我了断的1977年11月为止。后来我和张雪年聊起老马，认为他能再隐忍一下，坚持半个月、一个月就迎来了局面反转，可惜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是尊严害了他。纵观他的生活轨迹，他本身十几年就卑贱地艰难痛苦的生活着，如牛负重。后来又遇到婚姻的打击，再后来工作组无情的摧残，就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年的仓库（朱勇摄于2005年）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个农场早已撤销，原来的同事也散居于各地，人生真如流水飘零，所有的痕迹也将烟消云散。有些同事现已经离世，唯独老马的孤坟还在那个山梁上，看过的同事说坟茔已被蒿草深深覆盖，蒿草在寒风中摇曳，似乎在长久地呐喊和诉说着主人身世的悲苦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