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幽灵困扰着亚洲人”

“一战的幽灵，仍然以许多扭曲的方式困扰着亚洲人”：徐国琦谈亚洲与一战

1917年，待运欧洲战场的威海卫华工。（视觉中国/图）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20世纪的第一场大灾难，是其后所有灾难的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将一战视为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学者徐国琦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一战与中国的关系，据他统计，中国大约派遣了14万华工前往欧洲战场，被西方人称作“苦力” 。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却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 “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 。这段历史在国内尚不广为人知，在西方世界早被遗忘。在论著《亚洲与一战》里，徐国琦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亚洲，印度、越南、日本和中国都为一战派出了士兵或劳工，但在这些国家， “一战似乎已基本被遗忘” 。一战百年之际，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关于一战的专著和丛书，邀请徐国琦书写亚洲的这段历史。“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将来是一个潮流。一战结束百年正好是个契机，让学术界反思一战的遗产，填补当年他们所忽视的视野，跳出西方中心主义。 ”徐国琦认为。一战中的亚洲故事充满了讽刺和戏剧性，许多国家由此经历了命运的转折。印度为了民族独立的梦想答应参战，以为忠诚会换取英国给予自治的机会。越南作为殖民地，派出了约10万士兵与劳工为法国作战，但与欧洲的接触反而大大损害了法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声望。日本趁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之时，提出“二十一条” ，抢夺在中国山东半岛的利益。中国为了确保在战后和谈中拥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宣布参战。朝鲜没有直接卷入一战，但其民主主义者希望一战后新的国际秩序会帮助他们脱离日本的统治。亚洲国家不约而同地把一战当作自己争取国际地位的好机会，但都在巴黎和会上希望落空。 “这场战争却迫使他们思考自己究竟是谁、他们在世界的位置是什么。一战帮助他们重新思考许多人曾天真拥抱的西方文明的价值。 ”徐国琦写道。许多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由此浮出水面，同时揭示出亚洲国家之间潜藏的历史关联。它们曾经互相影响着：中国的变革激励了周边国家；朝鲜爆发反对日本殖民的“三一运动” ，使其他殖民地共同为之一振，也启发和推动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所有国家都受到那种侵蚀性的、结构变幻不定的、分裂的跨国力量的冲击。 ”一战史权威学者、耶鲁大学教授杰·温特评价， “……在本书以感人的笔触所描述的独立梦想实现之前，整个亚洲，事实上甚至整个世界都在这个铁的时代经受苦难。 ”“一战早已结束，但它的幽灵仍然以许多扭曲的方式困扰着亚洲人。 ”徐国琦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说。“亚洲与一战是不可分割的”南方周末：这一百年来，西方人和亚洲人对一战的历史认知有哪些分歧？徐国琦：长期以来，一战史研究充满西方中心论。过去认为所谓的亚洲，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印度也好，都是一战研究中的他者。以一战华工为例，西方人认为华工是花钱雇来的，不会以你为主体。例如印度是殖民地，它就必须出钱出力为英国作战。实际上换一个角度，亚洲国家也有自己的考量。把欧洲中心的视野切换为欧洲和亚洲互为中心，就会意识到一战华工名义上来说虽然是“苦力”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帮助你， 14万华工就是14万“使者” ，从不同文明来帮助拯救西方文明。当时日本的地位也很重要，协约国几乎对它言听计从，因为如果日本“琵琶别抱”投向德国一方，那么协约国就很危险。互为主体、互相尊重地解读亚洲共有的历史，会发现亚洲与一战是不可分割的，一战对亚洲很重要，亚洲对一战也很重要。南方周末：你为什么选择中国、日本、印度、朝鲜、越南这五个国家来研究？徐国琦：我觉得（当时）这五个国家正好代表整个亚洲。因为当时的亚洲，绝大部分国家是殖民地。这五个国家里面，印度是英国殖民地，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日本是亚洲唯一冉冉升起的大国，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尽管不是殖民地，但是正值争取加入国际社会、做平等一员的时候。这五个国家有很多关联，首先它们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邻居，第二佛教从印度引进中国之后，它们成为了佛教共同体。这本书没办法写得太多，许多该写的地方无法写进去。例如，一战对泰国的历史影响极其重大。泰国的国旗就是为了准备参加一战设计的，一战期间泰国派了部队到欧洲。新加坡与一战也有密切关系，因为一战缘故，一大批印度士兵，在新加坡发生了暴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历史与一战都非常重要。这些还是空白点。南方周末：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一系列曲折的、屡遭失败的尝试，但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中国的变革给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多激励。当时中国给周边地区的启发是什么？徐国琦：中国人当年有一种奋发图强的精神， 1895年被日本打败之后，必须要变革。 1912年，它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非常了不起，儒家文明、科举考试、皇帝统统不要了，这个叫“断臂精神” 。一战之后，中国人又发现西方不要我们了，一下又去找到一个最新的模式——“十月革命”模式。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在变，不断在寻找“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的答案。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我们会不会应该再像我们的先人一样，回答“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的千年之问。南方周末：这本书里其他国家的历史是分开写的，而中国和日本从头到尾都是共同叙述的，这有什么用意吗？徐国琦：一战是它们俩共有的历史。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意识到必须要大变，否则没法生存，应该奋发图强和加入国际社会；日本则因为甲午战争成为亚洲的所谓强国，一战对日本来说是个机会，不仅可以报当年所谓三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 ，更关键是把西方列强踢出亚洲。所以一战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完全是互为因果的，例如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的最大目标是收回山东，日本人的目标则是保留山东。学术界一直认为中日彼此缺乏共性，实际上恰恰是一战把它们放在一起，互为参照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尽管中日在巴黎和会上是对手，但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提案，中国代表投出了赞成票，因为这对中国人有好处，对亚洲集体有好处。南方周末：除了军事冲突以外，一战还成为了文明交融的场合。你的书里写到了亚洲人去往欧洲战场后，和当地人通婚、遭遇种族歧视以及人际交往的细节，这种文明的交融有什么作用？徐国琦：过去殖民地人没有机会到自己的宗主国去，美国、英国等国家都限制亚洲人去往本国。在一战时，战争需要大量的增援，印度、中国、越南派遣了士兵或劳工去到欧洲，西方不仅暴露了好的一面，最坏的一面也暴露出来了。过去他们总是告诉殖民地的人，西方文明多么优越、白种人多么伟大高尚，但后来就像越南人在法国，看见法国士兵的战斗力根本不强，法国女人也很容易和自己在一起，他们就觉得法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些华工到了法国，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中国的妇女就这么被歧视，在西方妇女就可以实现男女平等呢？他们觉得无论拼脑力、拼体力，我不比你们差，缺的就是教育或其他因素。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人产生了很大的反思能力。“那时候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南方周末：当时包括甘地在内的很多印度人相信，如果为大英帝国出征，这种忠诚可能会换来自治的机会。当时为什么会有如此天真的观念？徐国琦：因为国门初开的时候，会对其他文明抱着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对当时的亚洲来说，西方不仅船坚炮利、而且文明优越，很容易迷信西方。当时英国政府向印度许诺，这次帮我们出钱、出人、出力，我们将来会回报你。到最后才发现他们并不回报，并且变本加厉，甘地在一战结束之后认为必须要自己寻求独立了，独立不可能是恩赐的，越南的胡志明也一样。一个国家也好、一代人也好，都经历过那种天真烂漫，最后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时，才意识到不是这回事。中国人当时对西方也是保持着天真烂漫的一代。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形象在中国、印度、朝鲜等国民主主义者心中就像上帝一样，但经历了巴黎和会的巨大期待落空，上帝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了，亚洲人最后集体失望了，不再信任他了。他们发现，西方根本不是他们所叙述的那么文明、那么礼仪之邦，他们有种族主义，一战时赤裸裸地自相残杀。理想破灭，天真没了，意识到西方可能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路。南方周末：每个亚洲国家都经历了对威尔逊的态度转变。当时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徐国琦：直到一战时，美国根本不想成为世界霸主，它到1917年才参战。 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缔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人根本就不接受这个，美国国会否决了“凡尔赛条约” 。威尔逊为了说服美国人接受他的国际理念，只好到全国演讲，但在科罗拉多演讲的时候，他一下心力交瘁，中风了，威尔逊版的美国国际地位就不了了之了。过去好多美国人认为没必要卷进欧洲肮脏的外交里，因为一战，美国人卷进去了，但还是不愿意做世界领袖。日本人把美国炸进二战，美国在二战后才终于意识到，还是要做世界霸主，否则美国会像一战和二战那样一再被动卷入动乱的国际局势。南方周末：很多亚洲国家在一战时萌生了民族意识，并在战后爆发了独立运动，这是怎么发生的？徐国琦：所谓的国家认同是要参照他人来建立的。如果我们孤立于世，互不来往，不需要有什么民族认同。印度1600年后逐渐成为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没有所谓国家认同和印度民族的概念。但一战突然把它卷进西方文明的体系，鼓励他们打另外一种白人，印度人突然发现，我不比你差，我有自己独立的地方和重要性，那么为什么我成为你的殖民地，你就是我的主人呢？而且为了鼓励印度积极参战，现在宗主国莫名其妙地告诉他们印度人很伟大、很有战斗力，从而间接培养了它的国家和民族认同。这就比方说，如果鸦片战争不被英国打败，人们会觉得大清王朝的“天下一家”挺好的。朝鲜也是典型的例子，你日本要寻求国际地位，那么我朝鲜为什么不能独立自治？为什么要受你压迫呢？一战全方位地让各个国家和殖民地强烈反思“我是谁”“我的国际地位”是什么。南方周末：当时很多亚洲知识分子，例如泰戈尔、甘地和尼赫鲁都被认为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甘地经常强调“我的民族主义就是强烈的国际主义” 。如今的民族主义和当时相比是否已经发生变迁？徐国琦：民族主义在一百年以前是好事，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互为一体的，只有民族独立了，亚洲国家才能加入国际社会，成为平等的一员。那时候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实际上等于反潮流了。像美国这些国家出现了民粹思潮，比方说这次新冠肺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却没有足够的口罩，因为全球化之后，它的工厂在其他国家，这时候它就反思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人类永远复仇，那真的是一代代的重复悲剧”南方周末：亚洲国家在一战前后的命运轨迹非常相似，都曾对平等加入国际社会有很多期待，但在巴黎和会上遭受打击，这些相似的近代史经验给亚洲哪些启示？徐国琦：19世纪末，风行全世界的政治理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西方开始把它的刀剑、宗教，即理念引向全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万能的理念，不仅亚洲人相信，全世界都相信。一战证明了科学万能的失败，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见得对。就像德国，理论上几十年的准备让它已经强壮了，但最后被打败了。日本人在一战后为了和西方分道扬镳，一心要自立门户，结果走向了二战，一条不归路。之后日本被摧垮，是全人类唯一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我们今天再吸取教训，就要反思这种优胜劣汰、强权的思维。德国打了一战、二战后，与邻国走向了欧洲共同体，到今天我们亚洲人还没有亚洲意识。我们要思考集体的亚洲价值。南方周末：很多亚洲国家从一战后开始认识到“没有公理，只有强权” ，如今我们是否还在这种思维框架中？应该怎样看待公理和强权？徐国琦：一战的时候中国是很贫很弱，但在国际上有很高的道德力量；日本当时是强国，但是在国际上受到道义的审判。历史上看，强权不代表公理，也不意味着领袖地位。中东来的恐怖分子可以把美国给炸了，病毒也一样，你再强，无法建一个保护墙，把病毒隔离掉，那么你的强权又在哪儿？由于环境问题，整个地球也可能被毁灭掉，例如澳大利亚大火烧了六个月、亚马逊也发生大火。再说，强权也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国家也一样，有些国家很富，但并不强，有些国家国很富，但民不强。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就像越王勾践的故事是复仇，如果人类永远是报复、复仇，谁胜谁败都很难说，那真的是一代代的重复悲剧。南方周末：一战期间发生了西班牙大流感，状况和今天的新型冠状肺炎有些类似，有哪些值得一提的历史经验？徐国琦：西班牙流感之后，正好一百年了，现在人类又与一场病毒在作战。西班牙流感与西班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今天的科学界对当时病毒的最初起源还是一无所知，有美国起源说、欧洲起源说、中国起源说。 1918年春天，病毒已经在美国堪萨斯州开始流行，但因为这些国家都在战争中，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都不报道。西班牙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国王感染了，媒体天天报道，于是最终被称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当时给人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一战期间全世界人口大概是15亿，至少有5亿人感染了病毒，至少有5000万人死了，而死于一战的人民和士兵大概是2000万，西班牙流感杀死的人比一战要多得多。美国一战的伤亡人数大概是11万人，死于西班牙流感的数字超过75万；越南战争20年，美国人死了58220人，现在这一场肺炎不到一个月，美国的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越南战争的数字了。前一阵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得了新冠肺炎，一战期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差点感染致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也得了西班牙流感。虽然没有完全证实，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感染了。但是历史学者过去从来不太关注西班牙流感，研究非常缺乏，多少中国人、亚洲人死于西班牙流感，我们不知道。美国有一百个一战纪念碑，然而全世界好像没有一个关于西班牙流感的纪念馆或纪念碑。我们把环境破坏了，自然就会复仇，病毒就出现了，会越来越多，就像天气会反复无常。全世界人都要吸取教训。人类在很多方面是在同一条船上，必须同舟共济，而不是自相残杀。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研究人类共有的历史。南方周末采访人员李慕琰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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