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挣扎：维新理论的建立形成

一、维新派上层的模糊态度相较于几十年前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以及他们自救自保、强兵强国；自强强国、富民富国强国的思想流变观照，维新派以变法、改良而图强国救国的政治主张，多少触及到封建体制的核心和本质。显然，无论维新运动的宗旨，多么想救亡爱国，而一旦涉及到政体的核心，对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大官僚这样的官场老江湖来说，他们的态度又无法明确。他们或许在洋务运动艰难创业时期，已经十分清楚清廷早该进行政治维新，但他们或许无能为力；最终还是选择绕道而行。比如奕訢、李鸿章和北洋新秀张之洞、袁世凯等等上层官僚，就是代表。维新运动时期，奕訢、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态度，都发生过重要变化。他们的态度，直接导致维新变法的结局。变法失败后，奕訢在忧愤中辞世。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李鸿章同样在忧愤与羞辱情绪的双重折磨下，呕血而亡。张之洞在辛亥革命之前逝世，他在武昌创建的洋务业绩，为辛亥革命奠定军事基础。袁世凯在百日变法中左右逢源，后来一跃而成为北洋新贵。维新运动，以1895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开始，以谭嗣同等人的百日变法为高潮，最终以流血牺牲而失败。虽然失败，但这是中国的改革与变法领域一次划时代的进步。要而言之：如果说洋务运动多少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让中国仕人对国学用途有所质疑；那么就可以说：维新运动已涉及到封建政体的核心，而使中国仕人对当局政体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维新运动的失败，为之后的中国革命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并创造了因由。二、维新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某种新颖思想的诞生，首先有其社会思潮做为基础和土壤。 19世纪末，世界列强不断瓜分中国市场；以及甲午战败、马关之辱，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层民众从不同领域，把所谓反帝救国社会运动推向高潮。如此以来，客观上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奠定社会基础。其次，某种新颖思想的形成，还应该有其物质基础即经济基础做为依靠。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经济领域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和进步官僚普遍认为，兴办实业，就是爱国自救。在一些进步官僚的倡议带动下，清政府解除厂禁；因而使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投资环境，都得到一定改善。简而言之：既然外国列强都能在中国投资兴办工商业，何必还要对本国民众行禁？同样是爱国，既然官员能够兴办洋务工厂，为何民众就不能兴办？等等。加之世界发达各国的资本输出，使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客观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创造或扩大市场；同时，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提供了兴办近代工商业的技术和经验。从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兴起实业救国运动的性质观照，应该是前面初期洋务运动的继续、扩展和深入。以上因素，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好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形成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而为近代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奠定物质基础。再次，某种新颖思想的形成、进步和趋于成熟，还有其文化渊源做为基础。从文化发展史观照，近代维新思想的变法与改良主张，就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进一步转型，并且已经触及到封建体制的本质与核心问题。在实业救国运动实践中，清政府解除厂禁这一政策的颁布实施，其进步意义，更在于促进近代中国平等、民权等文明概念萌芽的初步形成。可喜可贺：这又是近代中国文明了不起的飞跃。从侧面来说，这是继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列强和日本近代海军的枪炮，才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前进一大步。正如后来鲁迅先生所断：倘没有重重的鞭子抽在身上，沉睡的中国人就不会醒来。三、严复维新理论的启蒙洋务运动早期思想启蒙运动开展以来，洋务派为了生产实践的需要，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机械制造工艺和自然科学知识，并逐渐从工艺、科技、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不断深入，陆续把西方文明文化中的新观念带入中国。但直到甲午战争前后，除了机械制造工艺之外，思想、文化、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所引进的只是零碎新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之学嫁接后所形成的片面理论；并不成体系，也缺乏说服人的理论依据。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爱国思想支配下的变法强国运动，缺乏先进的成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为指导。如此现状，让有志于救亡、变法、改良、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十分苦恼。他们艰难地从有限的西学资料中，为自己的救亡强国主张寻求理论依据。直到1895至1898的三年间，严复译著《天演论》的出现和正式出版，正好填补这一空白；对于苦恼的近代知识分子来说，犹如大旱之见甘霖。严复和他译著的《天演论》，堪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及时雨。少年时代的严复，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清廷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接受西方文明文化的高等教育。英国留学的几年间，严复涉猎了大量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典籍，探究东西方文化的特征和异同。严复的中学造诣和西学知识储备，均十分精深。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原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一部分精华。他翻译时附加按注并有意取舍，以与之相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为主导，糅合中国传统文化“变”的思想精华。他译著时投入大量心血，尤其推崇老子、王弼道家的天人关系论，抨击儒家学说和宋明理学的糟粕，阐发自己独特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以激励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进化、变革、维新中图存自强。严复按自己的认识，有序地把生物进化规律与社会进化思想统一起来，认为生物和社会的进化，都是自然衍生、自然演化的结果，故而取名《天演论》。从《天演论》的内容精华观照，它并非完全是一部直译著作；里面包含严复自己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成体系的探索和认识。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把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废退思想做了修订，掺合国学积极有益的经世思想和变革思想，站在爱国救亡图存的立场上大声疾呼：如果中国再不变法图强、再不改良维新，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命运。严复此论一出，立刻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具有振聋发聩之功。康有为读罢天演论，称严复是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并把严复的社会演化论思想做，为建立自己维新理论的依据。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对严复和《天演论》大加赞赏，并引用在自己的学说理论中大做文章。一时，严复引进的社会进化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良图强、变法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尤其是严复后来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阐述更显深刻；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代古圣贤所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严复认为：民主，只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维新运动和其后革命运动对中国造成的灾难观照，严复此论，更是对其社会进化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探索，也是其变法改良思想的方法论理论之体现。因此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一面大声疾呼变法维新，一面却在维新变法的实践中抱以消极态度。严复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只有先自强自治，然后才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而使国家富强。严复以自己改进、修正之后的社会演化论思想做为主导而创建的变法改良理论，均被康梁谭等维新领袖吸收；并对之后中国文化大师胡适、鲁迅等五四学人，以及许多革命家如宋教仁、陶成璋、章太炎等人的思想，都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唐都浪子《近代国学大厦的坍塌》之：维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