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绥远疫情

1917年8月，鼠疫首先爆发于绥远省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内蒙古新安镇），死亡约70人。 9月下旬，由伊克昭盟运送皮毛的马车队传入包头；10月上旬传入萨拉齐；到11月份，扩散至27个旗县， 788个村。进入12月后，正值皮毛收购时节，大批商人满载着带有鼠疫病菌的毛皮准备返回内地过年，借助京绥铁路上的火车，成为鼠疫的极佳传播通道。在北洋政府接到报告时，鼠疫已经传播到了拥有二十万人口的贸易重镇——丰镇！不久便传入山西大同县，时人哀叹鼠疫所过之处，已经是“风凄雨愁，无天无日，白昼相逢，人鬼莫辨，则回视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的局面了。不久，归绥包头等地开始派兵堵截。规定“以两星期为度，在未经开放以前无论军民商贸一律禁止往来，已经到境者必须扣留六日以上始予验放” 。为防止疫情传播，包萨乡村的出进路口都有专人把守， “见有入村者，则举木椽挥之，俾不敢进，强进，以椽撞之，故当地人遂号鼠疫为椽头子病云。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鼠疫在包头“一并迅速蔓延，大街小巷常有行人在路上倒下，吐血后立即死亡。城周围前后营子、古城湾、薛家营子、东河村等很多村庄，疫情也很严重，死亡人数很多。有的甚至全家全院人死亡，景象十分凄惨。 ”萨拉齐地区“有的全村或全家人死绝。当时的群众有这样的经验：早晨起来看谁家的烟筒不冒烟，说明谁家的人就死绝了。 ”从疫势的蔓延态势来看，北枕杀虎口的右玉县最先染疫，据《右玉县志》载：“(1918年)1月5日，一车夫从呼和浩特市返回，夜宿贾旺子店，半夜发病死亡。次日，店主及全家染病，相继死亡。同日，高开店店主留客染病，其家属9人发病死亡。邻人相助敛尸亦受感染，共死亡29人。随之右玉的疫情又东侵传入左云，又由左云的马到头传至山阴县，造成染区新岱岳、贺家窑、安莱、东小河、高业同等地，南北40公里，东西23公里，死亡250人左右。 ”不到三天，疫势直达雁门关北之广武镇，南经成远、成坪两堡稍折而向西进入平鲁。平鲁西北境，已由镇川传入，分道流行至朔县。大同因其靠近得胜口，口外往来之商多取道于此。浑源县与大同相邻，自不可逃此劫难。据记载：浑源一些小手工艺人因流落内蒙而被传染。 1918年1月24日，水磨町村人马賀兰赴内蒙古武川卖香、炮，返村后不久死亡。随之马财、马义、马贤3户除13人幸免外，两三天内相继死亡。浑源的这次鼠疫使得与其近的应县亦受侵，据《应县志》载“民国七年(1918) ，有浑源三人宿东关郭义店中，一人夜间发病，翌日由另二人扶持上路，至镇子梁即死，第三日至西方城又一人死去。而镇子梁留宿他们的店主及亲属5户数十人染病， 5日内有13人死亡。 ”此疫势自大同东北延及天镇，西南传至怀仁。那时，归绥“会场茶社，概为停止，往来人士均以两层细布夹以棉花蒙蔽鼻口” ，连中小学也都纷纷停课。相比之下，北京出现鼠疫死时，娱乐场所仍然“游人甚多，拥挤不动” 。戏场里“不但没有座位，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山西疫区妓院更是藏污纳垢。为贪重利，隐瞒官府暗地收容鼠疫病人，一旦身亡即趁半夜将尸首扔到大街上，结果到底死了多少谁也不知道。丰镇民众甚至视防疫员如仇寇，时趁夜谋杀落单防疫员。愚昧程度，令人悲哀。雁北乡村局面则更为严重。因平日不讲究卫生，病菌滋生，更易传染。一旦染病，受传统习俗约束，不仅家人近前照顾，而且出嫁的女儿也要回来照顾。死亡后又要大办丧事，左邻右舍均来帮忙，又不知隔离防护。结果一村一乡，相互传染，连来看病与办丧事的医生和阴阳先生也不能幸免，往往落得“阖门俱丧”的结果，以至于当时百姓根据邻家烟囱早上冒不冒烟来判断该户有没有死绝。到最后，许多村子居然找不到帮忙下葬的劳力，只好雇佣乞丐。乞丐固然大发横财，但到头来也往往是横尸街头的结果。也有村子稍稍吸取了教训，派人手持木椽于村口把守，不许外人进入，强行进入则持椽击打。在鼠疫带来的死亡恐惧下，各地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激烈的变化。医疗手段的无能，使得民众转而求助于鬼神宗教。基督教会原本一直把大灾大疫作为传教的大好时机，但此次鼠疫中，西医对鼠疫也束手无策，反倒是收容进教堂的教民死者甚众，连带着西方传教士也死亡不少。以至于一度传出鼠疫是从教堂内蔓延传染的谣言，险些重蹈晚清教案的覆辙。但这并未打击教会的传教之心，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言论也冒了出来。如有基督教刊物称，发生瘟疫是由于世人“违主趋邪”而来，人力防疫是没有作用的，必须“真实悔改、求主施恩” ，为此还举出《圣经》中的例子。山西民众万般无奈之下，也开始四处求神拜佛、祈求保佑。没钱“诵经”的只好暗自检讨平日是否做过亏心事， “就连打死过一条蛇，捕捉过一只鼠也认为是造孽犯罪，得罪了疫神” ，颇有中世纪教徒忏悔乞求上帝赦免之风。又某村有一寡居老太太，平日只有一大黄猫相伴。鼠疫大盛时，全村人几乎死绝，但其却未感染鼠疫。于是村民均认为此猫乃是神猫。由此一传十十传百，此村竟养成了养猫、爱猫、以猫为友的风俗。相比中世纪西欧屠猫导致黑死病盛行，该村人倒是歪打正着。在那个时代，临时性的医疗增援与支持系统不足，医师应变的能力也不足。刘大鹏在6月20日的《退想斋日记》就写到“瘟疫流行，医家甚忙。而目前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利，无钱即不往医。 ”在疫病肆虐期间，有各家报纸趁机大作广告，专卖各色“防疫药水” 。日本方面大打“仁丹”广告，声称“时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身心自强健，疫菌却争先躲避” 。广东某医生公然鼓吹“鼠疫无忧” ，因为其早已“特制一种神功清众水，专为治鼠疫核疫” 。香港鼠疫流行时曾经于某医院试用，结果不仅“全院之患疫者一扫而光” ，而且“自后时疫亦断” 。然而此类药品效果到底如何，相信不言自明。各家报纸还刊登了各色专治鼠疫的“神效”药方。比如有用“麻黄、银花、甘草、连翘、雄黄、桑皮”的，有用“杜仲、菖蒲、黑豆”的，有的干脆推荐吃“萝卜” ，认为萝卜不仅能“防疫” ，还能“治疫” ，大有后世“非典”流行时板蓝根、双黄连横行之势。绅士刘大鹏叹息“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利，无钱即不往医，何尝有济世活人之念哉。 ”鼠疫专家伍连德主持绥远防疫事务时，步履艰难。山西民风顽固，不要说焚毁尸体以杜绝传染源，就连最基本的焚毁染病者房屋衣物也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名美国医生工作心切，不顾中国国情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遗体、观察病变的器官。结果在有心人带领下，怒火中烧的地方百姓放火焚烧伍连德的防疫公所，伍连德也几乎被杀。局势凶险，大有义和团再兴之势，连地方官也在一边幸灾乐祸、庇护凶徒。伍连德颇感委屈，向报界诉说“竭力尽心防救时疫而反受暴徒所侵” 。无奈之下，伍连德只好以“心病”为由被迫辞职。为何地方官府一再阻挠防疫工作？英国报纸《字林西报》采访人员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该报采访人员在防疫重镇丰镇采访时，尽管发现许多鼠疫患者，但绥远都统坚称并无此事。即使是采访人员拿出了化验证据也置之不理。原因无他，只因“每日征收羊毛税项五百元之款由其手中经过也” ，一旦确认鼠疫断绝交通，这笔收入自然化为乌有了。直到北洋政府确认发生鼠疫后，才假模假样也成立了防疫局。该防疫局布置起“防疫工作”来尤为积极，常去辖区内饭馆妓院“检查”防疫工作，趁机敲诈勒索，充作“防疫经费” 。种种手段，令人咋舌。正是由于北洋政府反应迟缓、措施不当，才使得这场鼠疫蔓延到大江南北。而地方官员又麻木不仁、只顾捞钱，直到1918年4月，各地鼠疫才渐渐平息。而此时，已经造成了16000余人死亡。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有心无力的知识阶层，愚昧无知的乡间民众，共同构成了1917年绥远鼠疫中奇形怪状的众生百像。这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构成了近代中国迈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是罢卷沉思，却分明还能看到当日的旧残余，至今还在若有若无影响着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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