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清平乐》之外 “见钱眼开”的宋仁宗


#铸币#《清平乐》之外 “见钱眼开”的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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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画像
古装剧《清平乐》的热播 , 让观众的焦点 , 从流行多年的“清宫剧”一下子上溯六百年 , 追剧从清朝追到了宋朝 。
《清平乐》的男主角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 , 是宋朝第四位皇帝 , 他在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 , 达42年之久(1022-1063年) 。 且看整个北宋朝历经九位皇帝统治 , 共计167年的“国运” , 这位仁宗皇帝的在位时间刚好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帝国周期 。 而宋仁宗登上皇位的那一年 , 距咱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清平乐》的时间 , 差不多整整一千年过去了 。
纵观宋仁宗在位期间42年的国家治理 , 那些宏观的施政方略与方针 , 具体的机构设置与运营 , 自可去翻检史书典籍 , 做精细深入的考证与探究 。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 , 不妨换一种眼光 , 以“见钱眼开”的财经视角 , 来看一看这位宋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的经济治理能力 。

#铸币#《清平乐》之外 “见钱眼开”的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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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元宝 , 宋仁宗即位首个年号之铸币
“天圣元宝”开启160年之久的“对钱”制度
宋仁宗时期的第一个年号“天圣” , 始于1023年 , 止于1032年 , 历时十年 。 这一时期的铸币为“天圣元宝” , 币面文字有真书、篆书两种字体 , 首创了宋代“对钱”制度 。 自此起至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为止 , 整个宋代“对钱”制度施行了160年之久 。
“对钱”虽主体上以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通行于世 , 可真、篆字体的书写并无统一模板 , 各地各时期的写法都极富变化 , 造成了同一个年号的钱币 , 有多种版本流通行世的状况 , 客观上也开创了宋代钱币史上书体多变、美感丰富的时代 。 继“天圣元宝”之后 , “明道元宝”、“景祐元宝”均是有着多种版本的“对钱” 。
“天圣”与“明道”两个年号 , 通行了十二年 。 这十二年间 , 乃是宋仁宗的养母章献皇后刘娥代掌朝政 。 宋仁宗于明道二年才亲政 , 迅即改次年年号为“景祐” 。 五年之后 , 又于1038年改年号为“宝元” , 为避免铸币中“宝元”年号与“元宝”两字互为重叠 , 决定将币面文字铸为“皇宋通宝” 。
这一时期的铸币中 , 篆书钱里出现了一种“九叠篆”式样的珍品 。 因篆文繁复奇丽 , 且存世极罕 , 历来被钱币收藏者视作宋代钱币中的稀世珍宝 。 此外 , 不难发现 , 所谓“九叠篆”字体 , 也经常出现在道教符箓的书写中 , 由此也可窥见宋代皇室崇奉道教之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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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重宝
“皇宋通宝”之后 , 有“康定元宝”铸币的短暂通行(时仅一年有余) , 继而是长达八年的“庆历重宝”之铸行 。 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 , 与“庆历四年春 ,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岳阳楼记》 , 正是这一时期的事件与产物 。
因“庆历新政”而铸行的“庆历重宝”
所谓“庆历新政” , 始于庆历三年(1043年) 。 当时 , 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 , 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 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 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 , 意在限制冗官 , 并借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 。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 赞成并支持进行改革 。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官员的大部分意见 , 决定施行“新政” 。分页标题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 , 因而遭到这一群体的抵制与阻挠 。 “新政”仅施行年余 , 即于1045年初 , 宣告失败 。 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廷 , 各项改革也迅即被废止 。
且不说“新政”如何以具体举措去逐一裁削冗政冗官 , 庆历年间 , 官方铸行的“庆历重宝” , 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庆历新政”为财政节支增收的新举措 , 虽然这一革新举措并不一定合理 。
此“庆历重宝”较宋代通行的“小平钱”(即定值一文、最低币值的小钱)略大 , 却要以一当十 , 以一枚抵当十枚“小平钱”使用 , 故钱文既不曰“通宝” , 亦不曰“元宝” , 而命名为“重宝” 。 “庆历重宝”为宋代“重宝”钱之始作俑者 , 从此 , 以一当十而铸行“重宝”大钱为朝廷增收的举措 , 开始在宋代各个时期有所施行 。
据实测 , 宋代“小平钱”一般而言 , 一枚自重4克左右 。 而“庆历重宝”一枚自重不过6.6—7克左右 , 如果仅以“庆历重宝”与“小平钱”的铸币重量换算来衡定币值兑换的话 , 这与官方强制规定的“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币值 , 实在相差太远 。
简单说来 , 仅以铸币金属重量来估值 , 一枚“庆历重宝”顶多只能兑换两枚“小平钱”而已 。 显然 , 这样的兑换比值 , 官方很是有利可图(每兑换一枚“庆历重宝” , 净嫌八枚“小平钱”) 。 因此 , “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官方强制币值 , 对于民间金融而言 , 实无异于“图财害命” , 实在是变“新政”为“苛政”了 。 所以 , “庆历重宝”的命运 , 与“庆历新政”的命运相似 , 不久即因受到强烈抵制 , 而不得不取消以一当十的规定币值 , 改作折二、折三 , 即当二、三枚“小平钱”等值流通了 。
“庆历新政”之后 , 宋仁宗的财政日趋吃紧 , 在铸币方面也相当谨慎起来 。 1049年 , 改年号为“皇祐” , 这一年号六年间 , 竟几乎没有铸币存世 。 后世偶尔一见的“皇祐元宝” , 要么被鉴赏家斥为赝品 , 要么被奉为稀世奇珍 , 可终归是真伪难辨 , 至今没有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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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元宝(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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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宋通宝(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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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重宝(背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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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重宝(背虢 , 反面)
至和年间铸币“偷工减料”以搜刮民财
1054年 , 改年号为“至和” , 这一年号三年间 , 新铸“至和元宝”与“至和通宝”的“小平钱”开始流通 , 且各自均有真、篆两种字体的“对钱” , 制作也较为精良 。 不过 , 因为单枚钱币的重量降低至3.8克左右 , 实际上也属于用“偷工减料”的方法来搜刮民财 。 民间物价因此大涨 , 一斗米的时价涨至100枚“小平钱”左右 。
据考 , 宋仁宗之前的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的每斗米价才不过20枚“小平钱”;而宋仁宗之后的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的每斗米价也不过60枚“小平钱” 。 可想而知 , 至和年间的通货膨胀还是比较严重的 。分页标题
稍后 , 为平抑物价 , 官方又铸行“至和重宝”大钱 , 制作较之“庆历重宝”更为精美 , 重量也随之上升 , 币值亦仅作折二、折三流通 。 据实测 , 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 , 重量约10克左右 , 约合“至和元宝”或“至和通宝”重量的2.5倍 。 也就是说 , 即便铸币技艺与官方定值方面有较大改进 , 可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 , 仍然为官方牟取了半枚“小平钱”的利润 。
自然 , 这样的铸币政策 , 仍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 当年应当也没有大力推行下去 。 否则 , “至和重宝”的存世量亦当与大多数宋代铸币一样 , 应有相当数量的出土或传世藏品存世;而事实上 , “至和重宝”如今也是一币难求 , 早已跻身钱币收藏界珍品行列了 。
值得注意的是 , “至和重宝”中还有一种存世极罕、更为珍稀的品种 , 即其币身背面铸有“虢”、“坊”等字者 。 这样的背面铸记地名的“至和重宝” , 也被视为宋代钱币铸记地名的肇始者 。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铸币背面铭记地名的情形 , 无非是官方规定铸币需要限定地域流通的标记 , 这也说明当时在平抑各地物价方面 , 朝廷与各地官府确乎绞尽脑汁 , 都在竞献“奇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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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元宝(真书)
嘉祐年间的私铸货币之风
1056年九月至1063年 , 为宋仁宗时期的最后一个年号“嘉祐” 。 从“景祐”亲政 , 到几乎没有铸币存世的“皇祐” , 再到治国末期的“嘉祐” , 宋仁宗时期的铸币 , 随着政局几经变迁 , 或创新或循旧 , 或振奋或消沉 , 终于要尘埃落定了 。
制作上不再有任何进步 , 甚至还略微退步的“嘉祐元宝”与“嘉祐通宝” , 还是铸行于世了 。 据实测 , 此时单枚“小平钱”的重量 , 又回归到了4克左右 。 可是 , 铸币大小厚薄不尽相等 , 铸币字体也不甚规范 , 存世品中配置“对钱” , 要寻觅到比较均等美观者 , 不太容易 。 铸币模本相当繁杂 , 至少有真、篆、楷三种字体 , 还出现了真、篆或楷、篆两种字体同时铸于一枚币面上的情况 。
仅此观之 , 或可揣测 , 民间私铸货币风气应当有所兴起 , 这些民间铸币与官方铸币混同流通之后 , 方才出现上述参差不齐的铸币情状 。
民间私铸货币之风 , 并非是宋仁宗时代的特产 , 而是自古有之 。 这样的风气与官府通过铸币“偷工减料”或“以一当十”来搜刮民财 , 有着最直接的关联 。 从秦“半两”、汉“五铢” , 再到唐高祖的“开元通宝”、宋太祖的“宋元通宝” , 历朝历代的方孔圆钱的铸行 , 始终存在着从官方强力确立规范到官方自行破坏规范的过程 。 可以说 , 官方始终在明里暗里 , “偷工减料”与“缺斤少两” 。
既然“明争暗损 , 与民夺利”的官方铸币来势汹汹 , 那么 , “上有政策 , 下有对策”的民间铸币 , 自然也就蠢蠢欲动 。 这样的官私铸币两相通行 , 互为竞存的局面 , 并非宋仁宗在位时期独有的现象 , 而是几乎贯穿于中国整个古代帝国时期 。
纵观历朝历代出现减轻单位铸币重量的情况 , 无不与国力不足、财政吃紧、战争消耗、用度奢靡等原因有关 , 此举最直接的目的 , 无非就是搜刮民财而已 。
【#铸币#《清平乐》之外 “见钱眼开”的宋仁宗】宋仁宗时期的财政状况 , 仅仅通过铸币流通的情况来考察 , 总体而言还是不十分乐观的 , 但施政策略上尽可能做到了所谓“仁政” , 即尽可能不“与民夺利” 。 这一结论 , 或可从宋仁宗时期铸币数量(尤其是中后期)均不甚大 , 可予旁证 。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