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义海情天
雪莉·奥特娜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视角中引入“惩罚性统治”：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暴力形式激增 ， 具体表现为“监狱的激增”现象 。 她将美国描绘为“监狱国家” ， 认为“惩罚性治理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文化逻辑” （雪莉·奥特娜：《晦暗的人类学极其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 ， 王正宇译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 第5页） 。 虽然她提及“囚犯中的大部分是承受贫穷与种族双重折磨的非洲裔美国人” ， 不过展开的是监狱增长、监狱国家与监狱审美之间的关联 ， 而《在逃》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悲惨底层的最佳诊断” ， 呈现的是惩罚性治理如何演变为黑人种族隔离政策在当下的延续 。 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战前后以文化自决理论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是现代人类学理论付诸应用的开始 （Isak Niehaus. Anthropology at the dawn of apartheid: Radcliffe-Brown and Malinowski' South African engagements, 1919-1934. 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2017, 77, pp. 103-117） ， 那么2000年开始“大众收监”政策将成千上百万的黑人以各种过失、罪名投入监狱的举措 ， 黑人公民权的剥夺和丧失是否意味着白人市民权权利和利益的增加？显然并不能做这样简单的联系 ， 但爱丽丝毫不犹豫地指出：我们或许把美国贫民区理解成这个时代最后的专制体制之一 （第279页） 。
正如卓克的爷爷 ， 琳达的父亲——乔治先生对爱丽丝所言 ， “我不想生儿子 ， 要儿子有什么用 ， 本应该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的年纪 ， 但是他们却抓了又放 ， 跑了又抓 ， 反反复复在牢狱内外打转 ， 在这期间 ， 你还要供养他 ， 给他付帐单 ， 给他擦屁股 ， 在他坐牢的时候 ， 为他祈祷 ，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这种停滞不前的生活状态 ， 虽然使麦克他们羡慕拉马尔等“干净的人”拥有合法的身份、不和警察打交道、履行做人子人父的家庭责任感 ， 但是所谓“干净的人”也仅仅是在身份合法维度与之区分 ， 他们的少年梦想早早夭折 ， 进入社会从事平庸或专业的工作 ， 开始按部就班的生活 ， 经历中年失业、老年失独的灰色人生 。 第六街区黑小伙子们的在逃生活蔓延到“干净的”黑人群体之上是失望、失败与麻木的生活状态 ， 贫穷、暴力与种族混合在一起 ， 在司法高压政策的作用下 ， 演变为真正的贫穷、暴力与种族问题 。
如果以找出“害群之马”的方式将吸毒等犯罪事实归结到个人身上 ， 显然错过了对这个控制体系的发问 。 如果放过对制度的追问 ， 显然是放过了罪与罚的噩梦——用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去监控、拘捕 ， 而不是帮助黑人走出困境 ， 造成“种族隔阂”越来越深 。 《在逃》越是对处境描写得感同身受 ， 越是激发人对制度的反思 ， 追问监狱政治燃烧的动力和驱动力来自哪里？当这架机器瘫痪时 ， 什么样的努力可以一点一滴地改变贫困与暴力 。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 怀特在1936年《街角社会》中的意大利贫民窟的帮派分子活动的观察中尚有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并组织俱乐部活动 ， 然而2002年的费城第六街区却毫无教会、社会工作者等福利机构的干预 ， 改良性社会措施全然缺席 。

稿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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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生活■义海情天：费城第六街区黑人小伙们的在逃人生，( 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