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国家 ， 其前身是蒙古帝国分裂的一部分 ， 所以元朝就继承了蒙古帝国时期的宫廷礼仪制度 ， 但是由于元朝以及之前的蒙古帝国的贵族们 ， 大多生活在边远地区 ， 远离中原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 ， 所以导致元朝的宫廷礼仪制度非常简陋且没有大国威严 。 于是元朝统治者决心改革宫廷礼仪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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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自省忽必烈改革元朝宫廷礼仪制度：使得元朝早期政局稳定、天下归心】

一、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忽必烈改革元朝宫廷礼仪制度
蒙古帝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在中原的儒家们看来是杂乱无章的 ， 有损大国威严 。 到忽必烈即位后的很多年 ， 仍然是：“宫阙未立 ， 朝仪未定 。 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 ， 皆集帐殿前 。 执法者厌其多 ， 挥杖击之 ， 逐去复来 ， 顷刻数次"。
服务蒙古宫廷的汉儒们很有紧迫感 ， 他们认为“今四海一家 ， 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 ， 于是多次请求制定朝仪,并且最终在至元六年(1269) 正月获得忽必烈的同意 ， 忽必烈任命由刘秉忠、孛罗制定朝仪制度 ， 并且任命赵秉温、史杠等之前了解礼仪制度的官员一块制定朝仪制度 。
过了不久,刘秉忠就以他们二人习礼太少 ， 又增加了儒生八人 ， “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以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 ， 参以时宜,沿情定制 ， 而肄习之 ， 百日而毕” 。 刘秉忠还请奏 ， 准许收集乐工、乐器 ， 以备朝礼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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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十月 ， 就定下了朝仪制度 。 次年的二月 ， 忽必烈在行宫观看刘秉忠、孛罗、许衡以及太常卿徐世隆所制定的朝仪制度 。 至元八年二月,忽必烈册立侍仪司；四至七月 ， 开始打造内外仪仗 。 到了八月 ， 正好是忽必烈诞辰 ， 忽必烈用了新的朝仪制度 ， 感觉非常满意 ， 于是就正式开始使用新的朝仪制度 。
根据《元史·礼乐志》记载“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 ， 册立皇后、皇太子 ， 群臣上尊号 ， 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 ， 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 ， 皆如朝会之仪 。 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 ”
这里所谓的本俗之礼,就是蒙古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 。 就以皇帝的即位大典来说 ， 仍然是先由蒙古宗王以“国礼”扶皇帝登上宝座之后 ， 才能按照汉人制定的礼仪制度来举行登基仪式 。 而且凡是“国礼”,汉人一般是不能参加的 。
上述可见 ， 忽必烈不愧是一代明主 ， 上位之后 ， 积极改革元朝之前蛮荒的礼仪制度 ， 极大的促进了汉人官员对于元朝的文化认同 ， 并让以能臣自居的汉人官员竭力为其效命 ， 手段极其高超 。 虽然改革的并不彻底 ， 但是也十分不容易了 ， 毕竟作为一个新兴帝国 ， 其保守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 忽必烈能做到这一步也是其能力的体现 。 二、改革之后的元朝宫廷礼仪较之前的变化
朝仪制度制定之后 ， 虽然还有蒙古旧俗的存留 ， 但是经过不断完善 ， 使得宫廷礼节在元朝时期较之蒙古国时期有了较明显的变化 ， 从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等方面都可看出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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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原来记时方法很简单：“但是草青则为一年 ， 新月初生则为一月 。 人问其庚甲若干 ， 则倒指而数几青草” 。 后经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灌输,改用“十二支辰之象 ， 如子日鼠儿年之类” ， "称年号为兔儿年、龙儿年” 。 到1220年 ， 始用“六甲轮流” ， “如日甲子年正月一日或卅日” 。 （见于《黑鞑事略》） 分页标题
1220年是庚辰年 ， 次年为辛巳年 ， 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前 ， 都是用这种方法纪年 。 庚申年(1260) 五月 ， 忽必烈建元中统 ， 宣布"建元表岁 ， 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 ， 见天下一家之义 。 此后 ， 人们在正式场合都使用蒙古皇帝所建的年号 。 全国统一后 ， 原来的南宋臣民也改用元朝年号 ， 还用宋朝年号的人即被视为反抗朝廷 。
蒙古国时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汉人书写时往往使用“大朝”的称呼 。 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 自此以后 ， 书写和称呼国号,只能称呼“大元” ， 不能单用 ， 就是不能像称汉、宋一样， 单称为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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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
至元三年(1266) 十月 ， 太庙建成 ， 确定了烈祖(也速该)、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汗)、睿宗(拖雷)、定宗(贵由汗)、宪宗(蒙哥汗)等庙号,后来又明确规定拖雷称为“太上皇也可那颜 。
从忽必烈开始 ， 每个皇帝死后 ， 既有蒙古语庙号,又有汉语庙号 。 忽必烈的汉语庙号为"世祖" ， 蒙古语庙号为“薛禅皇帝" 。 之后的皇帝庙号则有成宗完泽笃皇帝、武宗曲律皇帝、仁宗普颜笃皇帝、英宗格坚皇帝、明宗护都笃皇帝、文宗札牙笃皇帝 ， 等等 。
在设立庙号之后 ， 又正式规定回避御名 。 到了至大元年(1308)正月 ， 又规定更改过去奏章文书中“犯着上位名字”的字眼 。 现行表章等严格实行“御名、庙讳必合回避”的规定 。 汉人等起草圣旨、奏报表章、行送公文以及书写碑志等 ， 都要尊称各朝皇帝的庙号 ， 对在位皇帝则尊称“今上皇帝” 。 在蒙古文诏书中 ， 则多用蒙古语庙号 ， 或者沿用蒙古国时期的汗号 。
臣臣觐见皇帝时 ， 要称皇帝为“圣上” ， 皇后、宗王的称谓则与蒙古国时期大致相同 。 需要说明的是 ， 元朝的避讳并不是很严格 ， 如史料记载：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缺点画而已 ， 然亦不甚以为意也 。 初不害其为尊 ， 以至士大夫间 ， 此礼亦不甚讲
上述可知 ， 在朝仪制度建立以后 ， 元朝的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这些变化 ， 集中的体现了元朝初期各方面的茁壮成长 ， 且宫廷礼仪方面尤盛 。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 上层有了先进的礼仪制度 ， 那么将会极快的辐射全国 ， 这也是自上而下的体现 。 三、元朝宫廷礼仪制度不断完善：出现了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制度
在新定立的朝仪中 ， 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擅自闯入）”是两项重要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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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官员服饰
从至元六年确定朝仪制度之后 ， 就明确规定了“正旦朝贺公服拜入” 。
仁宗皇庆二年(1313)二月 ， 又宣布“公服乃臣子朝君之礼,今后百官凡遇正旦朝贺,候行大礼毕 ， 脱去公服,方许与人相贺",这也就是禁止官员身着公服会见客人 。
至元八年 ， 太常少卿王磐上奏:“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 ， 谓之'阑入' ， 由外及内,罪轻重各有差 。 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司官姓名 ， 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 ， 然后得进 。 有敢越次者 ， 殿中司纠察罚俸 。 不应入而入者,宜准阑入治罪 。 ”
见于《元史·王磐传》 ， 这一建议被采纳,并且纳入了朝仪制度 。
此外 ， 还有明确规定:“诸随朝文武百官 ， 朝贺不至者 ， 罚中统钞十贯 ， 失仪者罚中统钞八贯 。 ”在皇帝上朝的时候 ， 和历代王朝一样 ， 殿上有执鸣鞭、劈正斧者 ， 亦有掌玉玺的"典瑞”和司记事的“起居”等官员 。 不同的是 ， 元朝殿堂上还站着肩负骨朵的“云都赤”等怯薛近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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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薛是蒙古语中“宿卫”的意思 ， 其职能有近卫亲军、宫廷伺候、行政差遣等 。 怯薛近臣分为四个部分 ， “三日一次轮流入直”由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四家世代分掌 ， 号称四怯薛太官）
除了这些新增的内容外 ， 蒙古宫廷的旧有礼节 ， 尤其是在斡耳朵中宴饮、聚会的一系列规定 ， 仍然要遵守 。
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是元朝宫廷礼仪制度快速发展的体现 ， 它们的出现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对于宫廷礼仪制度的重视 。 公服入朝和不许“阑入分别体现了朝堂以及皇宫两个不同方面的礼仪制度发展 ， 可以看出元朝宫廷礼仪制度在不断完善 。 四、受儒家礼仪影响的元朝皇帝与宗教领袖之间的礼仪关系
在与吐蕃宗教领袖的交往中 ， 有些礼节不好处理 。 元朝皇帝就尊吐蕃宗教领袖为帝师 ， 帝师自然不能像臣民一样向皇帝俯首跪拜;皇帝作为一国之尊 ， 也不能屈居帝师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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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会见忽必烈壁画
忽必烈在即位之前 ， 拜吐蕃萨斯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师 ， 听从察必的建议 ， 同意“听法人少时 ， 上师可坐上座 ， 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 ， 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 。 其余大小事项 ， 因上师心慈 ， 难却别人之请 ， 不能镇国 ， 上师不必过问” 。
忽必烈即位后 ， 以八思巴为帝师 ， 仍然奉行这一原则 ， “于是帝师之命 ， 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 百年之间 ， 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 ， 无所不用其至 。 虽帝后妃主 ， 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 。 正衙朝会 ， 百官班列 ， 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 。 （见于《元史·释老传》）
元朝受藏传佛教影响极深 ，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 ， 方正大宝 。 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 ， 译语谓之'暖答世”,后来成了元朝的“国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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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谒见忽必烈
给皇帝以及皇室成员讲授经、史的儒师 ， 也受到尊重 ， 到元朝中期形成了固定的“经筵”制度 。 讲解者均设专席 。
顺帝朝时 ， 又专为太子开设端本堂 ， “以处太子讲读” 。 "端本堂虚中座 ， 以俟至尊临幸 。 太子与师傅分东西向坐授书 ， 其下僚属以次列坐 。 ”皇帝、太子受业时,禁止侍从大声喧哗扰乱 。
虽然儒学的地位在元代低于佛法 ， 但“隆师重道”在宫廷礼节中还是不可动摇的 。 五、宣敕、诏旨、印章制度等革新 ， 体现了元朝宫廷礼仪制度的完善
元代的诏旨 ， 有汉文、蒙古文两种 。 蒙古文诏书 ， 都被“硬译”成汉文 。 原文用汉文写成的诏书 ， 格式与唐、宋诏旨大致相同 。 经过硬译的诏文 ， 则另有一套格式 。 诏谕吐蕃的诏书 ， 又略有不同 。 由于史料欠缺就不一一介绍了 。
对官员的宣敕（文书） ， 入元后也有了一定的规定 。 “元之宣敕皆用纸 。 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 ， 色以赤 。 虽异乎古之诰敕用织绫,亦甚简古而费约 。 ”偶尔还有“天子特以御罗亲书墨敕”召老臣赴阙 ， 则被视为殊荣 。
到了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七月 ， 又制订了御宝制度（印章制度） ， 一品、二品用玉 ， 三品至五品用金 。 有史料记载‘皇帝行宝者,即位时所铸,惟用之诏诰,别铸宣命金宝行之” 。
至元六年四月 ， 元朝制造玉玺大小有十钮 。 诸王、官员的印章也相继制造颁发 。 印章的等级不同 ， 同以表示所持者身份的高低 。 “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 ， 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 。 其余大小衙门印 ， 虽大小不同 ， 皆用铜 。 其印文都是用八思麻(即八思巴)帝师所制蒙古字书 。
近年来出土的文物 ， 使我们对当时的印章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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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
1958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武川县东土城五家村出土了“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 。 这方铜印 ， 是蒙古国时期制造的 ， 授予嫁给汪古部首领的成吉思汗三女阿剌海别乞 。 印钮上刻有“上”与“王”字 。 印文阳刻叠篆 ， 汉文3行14字 ， 印中心有蒙古文二行 。
又如1956年春季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林发现的“兀良海牙百户印” ， 印文为八思巴字 ， 印章背面右侧刻汉文“兀良海牙百户印”1行 ， 左侧刻汉文“礼部造至正二十三年”1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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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良海牙百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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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元朝制定朝仪制度 ， 丰富宫廷礼节 ， 目的在于使百官在朝堂之上意见会同 ， 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 而且元朝统治者制定朝仪制度还可以统领百官、和睦宗室、威严外使 。 元朝统治者将新、旧两套礼节结合起来后 ， 这一目的基本上就达到了 。

来源：(读史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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