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释放390名死囚，次年死囚全部回京受死，欧阳修：政治作秀

贞观六年，这一年死囚数量暴涨至390人。李世民施德政已经六年了，死囚数量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是直线上升，这个死囚数量让李世民十分头疼。
李世民想了想，试图用德感化死囚。于是下令释放390名死囚，让他们回家看看家人，然后再回来受死。
死囚得到释放之后都跑回家团圆了，一年之后这些人全部回到长安，一个都没有跑。李世民很满意，认为是自己德化有了功劳，让这些犯人改过自新，于是就赦免了所有死囚的死罪。
【【】李世民释放390名死囚，次年死囚全部回京受死，欧阳修：政治作秀】长期以来这件事一直都让李世民饱受赞誉，白居易还写诗赞誉李世民，也就是“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死囚来归狱。”（ps：实际上是390 ，白居易化零为整，是为了让诗词更加顺口）
但是宋朝欧阳修率先开始抨击李世民此举，认为李世民纯粹就是政治作秀（ps：求此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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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为什么释放390名死囚，是真心大赦天下还是如欧阳修所言是政治作秀哪？我们来看看李世民为什么释放这批死囚。
1：李世民怒杀张蕴古，法官开始倾向于“疑罪从有”
死囚是一年一斩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多年累积的死囚。贞观六年这一年有390个死囚，这个数字合理不合理？
这个数字是严重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旧唐书·刑法志》）。贞观六年，（李世民）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新唐书》）
李世民开展仁政已经六年了，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对应的是犯罪率不断下降，为什么现在犯罪率反而上升了？贞观初年人口在三百万左右，平均一万人就有一个死刑犯，这个比例是不是太夸张了？贞观四年有29个死刑犯，两年之后就成了390人，翻了十几倍啊。这个数字让李世民都感觉到了以外，李世民还亲问大臣为什么刑网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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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的记载就是：“太宗（李世民）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旧唐书·刑法志》
张蕴古是导致刑网颇密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不得不看看张蕴古案发生了什么。
贞观五年八月：河内有个人叫李好德，这人没事干就经常说朝廷坏话，被告发之后就入狱了。按照唐朝法律，非议朝廷是要杀头的，所以衙门的人定他死罪，并且上报大理寺（ps：类似最高法院）。大理寺丞张蕴古裁决此案的时候发现李好德精神有问题，按照法律是可以赦免的，所以上报给李世民裁决。
一个精神病就因为说了几句非议朝廷的话就砍头，这有点不合适，外加上李世民已经施仁政了，这不符合贞观之治的治世初衷，于是李世民就准奏，赦免李好德的死罪。结果张蕴古跑去大狱里面和李好德下棋，并且把皇帝赦免他的消息透露给李好德。御史（ps：类似纪委）权万纪觉得张蕴古心思不正，外加上李好德的哥哥是刺史，张蕴古存在官官相护的嫌疑，所以就参了他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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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听后是勃然大怒，下令杀了张蕴古。首先张蕴古巴结刺史这件事没有定案，理论上来说不应该杀人家的，毕竟你也没调查清楚。如果只是因为张蕴古提前走漏消息，那人家罪不至死（若据常律，未至极刑）。但是李世民在盛怒之下杀了张蕴古（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李世民杀死张蕴古之后就后悔了（“既而悔之”）。分页标题
张蕴古因为轻判李好德而死，而他死后法官的态度迅速改变。原本唐律规定“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 ，也就是说重判犯人减三等，轻判犯人减五等。而在张蕴古之后就变成了“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 ，重判犯人没事，但是一旦轻判犯人那就人头落地，因此法官判案往往都是重判犯人，这就是导致死囚犯数量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法官断案往往都持有“疑罪从有”、“轻罪重判”的想法。
2：李世民开始修正“疑罪从有” ，制定五覆奏条例
贞观五年八月张蕴古被杀，随后死囚数量直线上涨，仅一年就增至390人。怎么办？这些人全杀了吗？不出意外的话真正要处斩的人应该就几十人，但是因为法官坚持“疑罪从无”、“轻罪重判”才导致死囚数量暴增。李世民看着大量的死亡判决，自己也犯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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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怎么办？如果李世民直接赦免这390人，那不就证明这些法官错判他们了吗？如果李世民让法官重审，法官为了不推翻第一次判决，第二次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找更多的证据和前例来证明这些人该死。要知道唐律规定重判要减三等，这些人会心甘情愿的减三等吗？不，他们不会，他们只会尽一切可能的狡辩，坚持要判死这390人（吏皆深文）。
所以李世民才搞了这么一出戏，为什么李世民不在贞观四年搞德化？为什么李世民不在贞观七年搞德化？为什么非要在贞观六年搞德化？本质上就是因为自己杀了张蕴古，严重扰乱法官判案的公正性。释放390死囚回家本质上就是找个借口赦免他们，同时又不能打法官们的脸，要让法官们看到李世民的治世理念还是“以“仁”为主，刑罚辅之” ，这其实就是修正“疑罪从有”、“轻罪重判”的恶劣影响。
欧阳修是非常不屑李世民的做法，所以在《纵囚论》中批评李世民此举纯属政治作秀（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同时劝统治者不要为了名声标新立异，不能为了名声就违背情理（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而且李世民下令，一定要严格执行“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的法律条文，杜绝出现“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 。本质上还是劝法官认真一点，不要“疑罪从有”、“轻罪重判” ，重申重判犯人会失三等，强调法官应该判案公正（断狱平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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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避免张蕴古惨案重复发生，李世民制定了“五覆奏”条例。规定判决死刑之后要重复上奏请皇帝判决，执行死刑的前两天每天都要上奏一次，执行死刑的当天要三次上奏（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如果违反五覆奏，那么执行官员就要流放（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
总结：
李世民的措施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李世民重申“仁政观点” ，并且制定了“五覆奏” ，完善了死刑覆奏体系，让李世民有充分的冷静时间，避免因为一时之怒而下判决。史书记载五覆奏执行后“全活甚众” ，这就说明在李世民的修正下法官判决开始逐渐公正，死囚数量也大大下滑。
李世民去世之后也就是唐高宗即位时，唐高宗问大理寺卿牢狱里面有多少犯人，大理寺卿回答“见囚五十余人，惟二人合死” 。死囚数量大大下滑，这就说明李世民的仁政是有意义的。张蕴古以一死换来“五覆奏”条例，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