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水亭长怎能当皇帝？且看汉初“三家争鸣”，步步神化刘氏皇权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仍旧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儒家思想为何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呢？我们可能只了解到“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而不一定了解君权被神化的需求点，以及汉初的各种尝试和思想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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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状况
西楚霸王自刎乌江的那一刻，三军将士开始了胜利后的狂欢，唯独刘邦陷入了千思万绪的沉思之中，因为此时他要考虑一个问题：我要做一个项羽那样的“国际警察” ，还是做一个始皇帝那样的“九五之尊”？如果我要做皇帝，怎么掩盖泗水亭小流氓的身份？怎么让那些和自己偷鸡摸狗的朋友认可皇帝就得我来当？
做项羽还是做嬴政，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了答案，因为当年秦始皇巡游天下时，走到刘邦的家乡，跪在人群中的刘邦不禁说道“大丈夫当如此也！”所以刘邦心之所向就是当皇帝，在战胜项羽之后，汉王立即在定陶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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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树立刘氏皇帝的合法性，也就是向天下解释啥是皇帝，为啥皇帝是刘邦。为什么要解释这一切呢？因为秦汉社会经历了短暂的合与分，秦朝的皇帝经历了两世，项羽的霸王分封也如昙花一现，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合理的。
刘邦虽然战胜了项羽，但他并不能独享胜利成果，因为天下不是他一个人打的，与他合作的不止是手下的谋士与将领，还包括了项羽时期分封的诸侯王。这些诸侯王之所以能够响应刘邦的号召，主要是对项羽的分封不满意，他们期待着汉王重新划分“世界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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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分封
所以无论从人心向背，还是现实需求，刘邦都只能做着集权的美梦，现实中延续着项羽建立的分封制社会。但项羽的失败时刻提醒着刘邦，碎片化的分封只会带来动乱的世界，自己很有可能会像项羽一样，被诸侯联合起来灭掉。
刘邦的难题由此开始，既要分封，又要向秦朝的中央集权靠拢。所以刘邦早期建立的汉朝既不是分封式的，也不是大一统式的，反而像是周王朝。刘邦代表中央政权，控制着关中、汉中、四川地区以及一部分函谷关东边的部分领土，此区域由汉朝廷派流官管理；而其余地区分布着不归中央管辖的诸侯国，代表人物为三大功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
【[]泗水亭长怎能当皇帝？且看汉初“三家争鸣”，步步神化刘氏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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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异姓王分封
这些诸侯不仅战功赫赫，而且经历过项羽的分封体系，在他们眼里，刘邦只不过换了个皇帝的称号，世界秩序还是项羽时代那样，除了对刘邦进行朝贡，他们应当享有各方面的自主权，比如税收和军事。
而在中央朝廷里，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也不知道皇帝意味着什么，尤其是武将，没有什么文化修养，认为自己和刘邦打了天下，就要分享天下，仍将刘邦视为“带头大哥” 。在刘邦飨宴群臣时，大臣们喝醉后便开始兴奋失态，大呼小叫、互相争功，急眼了便拔剑拍桌子，对眼前的这个皇帝毫无畏惧。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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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最初当皇帝的时期里是非常憋屈的，他企图建立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社会，可诸侯不搭理他，臣下也无尊重他的意思。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秦始皇的尊严，是这个当年的小亭长最关心的问题。
儒生叔孙通的礼仪尝试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的人，但在称帝之后， “十姓家奴”的慧眼观察到刘邦的心病。这个被边缘化的儒生，突然求见刘邦，并抛出一个现实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这就引起了刘邦的兴趣，并授予了叔孙通表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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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秦朝任职的经验，叔孙通认为要解释皇帝是什么，必须从礼仪出发，而且礼仪要越复杂越好，在礼仪中突出皇帝的地位，贬低甚至侮辱群臣，逐渐树立皇帝的威严。
礼仪的理论来源是儒家学说，但经历过秦朝焚书坑儒以后，理论的寻找并不容易。所以叔孙通就召集了诸多儒生，以秦朝的礼仪经验生搬硬套，形成了汉朝初期的礼仪制度，再以儒家经典的“春秋大礼”予以冠名，随后便开始了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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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月作揖叩拜的演练，刘邦亲自验收了一次，然后才令群臣跟着学习。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礼仪演练终于迎来表演的舞台。朝贺当天，叔孙通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贺礼流程，如时辰的把握、君臣的站位、跪拜的步骤、传令官的指挥、敬酒的顺序和手势、皇帝的轿子、百官的着装等等方面。
如果谁的动作出了差错，或者没有跟上节拍，则立刻会被现场执法的人给请出去以示羞辱。原本刘邦担心那些文盲武将做不好，但事实证明，文盲不会像文人一样问为什么，只懂得照着做，在行礼上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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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礼使臣下明白一个道理，皇帝不再是大哥，而是主子，不再是普通人，而是神的象征。而刘邦在这次庄严的典礼上，感受到了他想要的威严，从此以后，臣下必须习惯皇帝的高高在上，习惯向皇帝磕头作揖，习惯犯错就会受到处罚，从内心达到敬畏的程度。
叔孙通经过这次大典，逐步被拜为太子太傅，等刘邦死后，更是倚老卖老，以礼法的名义干预国政，成了汉代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与叔孙通个人成功相反的是，礼仪树立君主威望的做法使大汉政权离心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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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心寒的就是异姓诸侯，除了三个灭楚功臣以外，汉初还封了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这七位诸侯王认为，他们拥立的刘皇帝，实质是周天子一样的人物，诸侯王具有朝拜周天子的义务，但同样要享受诸侯的权利。他们当年反秦，就是反抗的所谓中央集权制度，而礼仪之制，代表着刘邦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与诸侯的内心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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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婴献传国玺
我们常以后世的眼光看待秦朝大一统的历史趋势，并以人心所向定义之。但在当时的人看来，秦二世而亡，就代表着大一统模式的失败，中央集权的尝试，在汉初诸侯王的眼里有如怪胎。所以当秦朝灭亡后，人们立即想到了回归多国模式之中，所以项羽分封并不是违背历史潮流。
韩信为何在齐地向刘邦索要“假齐王” ，因为在他的眼里，辅佐刘邦就像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一样，击败项羽后，他也能像姜太公建立齐国一样，得一块永久性的封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其实与政治智慧无关，只是后世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将这种事情看得太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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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邦以礼仪制度树立中央集权时，诸侯王最担心的也就是土地问题，第一个认识到诸侯王土地存在“风险”的是燕王臧荼。在叔孙通排练礼仪时，臧荼就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但不幸被刘邦击败，之后由刘邦派遣的同乡好友卢绾取代了燕王。
此事过后，刘邦觉得韩王信的封地距离中原太近，极度威胁中央政权，他比燕王更可怕，于是将他迁到了山西北部，后又以勾结匈奴为借口，将他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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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韩两位诸侯的不幸遭遇，随着叔孙通的礼仪表演无限放大，用句话概括就是“刘邦之心路人皆知” ，这就加剧了异姓王与汉高祖的冲突。这种隐晦的冲突也更加趋于直白，即诸侯王要求自治一方，中央朝廷不得干涉；汉高祖要求架空诸侯王的实权，改派流官进行地方行政管理。
这种冲突以汉高祖的胜利而告终，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免去韩信的楚王头衔，改封为淮阴侯，剥夺了兵权和治权，五年后，吕后出面将韩信夷灭三族。韩信之后，张耳之子张敖继承的赵国也被收回；梁王彭越被杀灭族，并被做成了“肉丸子”赐予大臣食用，以此震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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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越牌“肉丸子”也被送了一份给英布，意为震慑的肉丸子却引发了英布的起兵抗汉，刘邦亲征平叛时，英布站于阵前，大骂刘邦背信弃义，并声称自己也要当皇帝，言语之中其实透露出对皇帝概念的不理解。
刘邦赢得胜利后诛杀了英布，标志着瓦解了对集权制度威胁最大的三个诸侯，但也是在这场战争中，刘邦中箭受伤，一年之后便撒手人寰，这才是汉王朝危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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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刘邦去世之前，他令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大军攻伐燕王卢绾，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不得不与匈奴人联合对付汉朝。与此同时，刘邦以陈平、灌婴领十万军把守荥阳，以免关中受到威胁。
“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史记·高祖本纪》
当刘邦去世后，这些军事部署就成了吕后的心病，她担心樊哙、周勃、陈平、灌婴这些手握重兵的老臣谋反。因为他们和刘邦都是编户齐民，在根上是没有区别的，他们不理解为何刘邦当了皇帝，现在刘邦死了，那又为何还要向刘邦的儿子称臣。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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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的“不自信”带有刘邦的影响，她秘不发丧，企图将这几位老臣招回杀害，好在郦商、审食其合议后劝阻，才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
从吕后的担心中可以看出，当一个平民当上皇帝时，所有的人都会问凭什么。只有将皇帝树立成神，当作天赐的，才能避免那些普通人的野心。叔孙通的礼仪包装虽然能画出龙的轮廓，但传达不出龙的神态。因为刘邦出身于社会最底层，这个身份是“斩白蛇”的小儿科掩盖不了的，或者说刘邦还不够神圣。所以怎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皇帝，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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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的法家、黄老之术的道家
刘邦去世之后，吕后为了巩固势力，分封了吕王吕台、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等娘家人，这看似与刘邦的“非刘氏不王”相冲突，但刘邦也并没有给封王做出具体规则。这也说明从战国至汉初的分封制影响下，吕后也并不懂得何为中央集权。
吕后去世后，几位吕姓王权势滔天，甚至拥有颠覆中央政权的权力。所以在吕氏与刘氏的内部争权中，刘邦的老伙计大部分站在了刘氏一边，由陈平、周勃等人合谋消灭吕氏，拥护刘氏，导致了生性宽容的汉文帝上台。也正是文帝期间，道法两家成为主流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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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与儒家不同，没有礼仪的束缚，并反其道而行之，都认为刘氏政权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固定性。由于人们对分封的记忆过于清晰，所以中央集权并不好推广，道法两家的思想更加务实。他们并不要求神化皇帝和政权，而是想法使刘氏政权稳定持久发展，等思想记忆停留在战国分封的人们逐渐死去，新生代就会顺其自然的接受新社会。
在道法两家看来，新兴的汉政权如何度过最初的几十年，是刘氏皇帝持久与否的关键。但至于怎么维护政权的稳定发展，两家的思路是截然相反的：道家主张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法家主张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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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法家思想的成功，早在商鞅变法时得到印证，并随着秦朝的统一，运用于集权政权的管理实践。当初，秦朝通过严刑峻法约束人们的行为，试图固定每个人的角色，人们适应了新角色后，也就承认了新政权的权威。
除了以法律树立权威以外，法家还主张不择手段地剪除诸侯势力，汉景帝时期的削藩其实就是法家思想主导的。但法家为秦朝的“暴政”背锅之后，于汉初难有生存空间，统治者也不想背负暴政的骂名，所以法家思想流行于地下，法家流派的大臣也不愿承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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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主张削藩的晁错其实就是汉初的法家代表人物，并且将“阳儒阴法”的潜规则发挥的淋漓尽致，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中掺入大量的法家成分，所以晁错又被认为是儒家代表。为了巩固汉政权，晁错和商鞅等法家人物一样“重农抑商” ，他鼓励人们种粮，鼓励人们向边境移民，鼓励寓兵于农，这些政策是文景之治的重要根基。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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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王与刘氏王
当年刘邦逐一解决异姓王之后，由于官员储备不足，或是分封的制度惯性，他又任命了一批宗室子弟去函谷关以东地区担任诸侯王。这些同姓诸侯王随着代代传承，与皇帝的亲情关系愈发淡漠，成为中央政权的不稳定因素。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
晁错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削藩”政策，在他看来“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尽早削藩会逼迫诸侯王立刻造反，但对朝廷的伤害可能更小；如果推迟削藩，待诸侯王兵强马壮准备完毕后，对朝廷的伤害更大。这也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功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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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晁错所言，削藩引起七国之乱，晁错成为“清君侧”的牺牲品。但汉景帝以周亚夫等人平叛成功，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为汉武帝时期彻底控制诸侯国铺平了道路。
法家之外，汉初最有名的就是“黄老之术” ，这是汉初特殊的道家学派，来自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它认为政权的稳固，在于人们能得到好处，打心眼里觉得新模式好，所以从人民和官僚的角度考虑，就得让社会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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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老”思想的体系中，朝廷就是一个保证和平的角色，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放任自流就会使民间经济获得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会让人们自然而然的接受新兴政权。
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是刘邦的老伙计曹参，他在吕后扩大政治斗争期间，主导了国家的治理，所以黄老思想能够延续至汉文帝、窦皇后的内心之中，汉文帝时期更是将黄老之术当成了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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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道法两家的思想在刘邦去世之后，帮助西汉王朝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创造了一个盛世的局面。随着战国记忆的退化，社会的稳定与富足，人们开始安于生活现状，忘了皇帝合法性的问题。
而当道法思想将社会推向空前的繁荣后，再无更多的探索，合法性问题推后了许多年，然后重新摆在了皇帝面前。因为物极必反，当社会经济出现下滑，人们生活不再富有，甚至民不聊生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会再一次喊出来，并且成为推翻刘氏政权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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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何解释皇帝的合法性，寻找刘氏皇帝传承的依据，成为不可延期的问题。显然，道法两家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外界事物，达到控制人们行为的目的，想要彻底解决皇帝合法性问题，需要控制人们的内在思想。
儒家思想再次登台、初步神化君权
在这种需求下，有两个人为道法思想的转化奠定了基础，这两个人分别是陆贾和贾谊。陆贾的生活年代比较久远，论资排辈算是刘邦时期的人物，他的优点在于能说会写。他通过辩论，使刘邦喜欢上学习，又应刘邦的请求，以《新语》一书写下历代治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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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从宇宙论入手，解释宇宙、人的发展过程，然后延伸到到历代圣人的功劳。这就是哲学范畴的论证了，他将圣人的功过是非与宇宙的规律相结合，这与先秦时期阴阳家的理论有些类似。再由宇宙的发展规律，结合儒家孟子思想的框架，提出了“仁义”的重要性，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行仁义。
陆贾的宇宙论就是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源泉，他将宇宙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相结合，这才是天道与君王相联系的关键一环。但陆贾并没有指出皇帝是上天派来的，他的理论只是暗示皇帝顺应天道治理人民，这就为君权的神化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皇帝之所以存在，就是和宇宙规律对应的，人们根本不需要质疑为何刘氏能够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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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是汉文帝时期的人物，年少出名的他，年轻轻的就被文帝征召入宫，成为博士，一年之后就成了太中大夫，都是皇帝智囊的意思。
“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的思想既继承了陆贾的“仁义” ，又改进了叔孙通的“礼法” 。在改进“礼法”上，他更注重创新，尽力祛除秦朝的影子，将阴阳、五行等神秘理论并入礼仪规则之中，继而把王朝循环与阴阳五行、宇宙规律扯上关系，将刘氏汉朝塑造成天命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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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仁义”论的诠释上，他又以《过秦论》解释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 。而贾谊与陆贾思想的不同点在于“仁义”的施行方式上，陆贾认为是道家的“无为” ，这应当是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传播的土壤；贾谊则认为是儒家的“礼仪” ，这是孔子时期儒学的核心观念，孟子的仁义与孔子的礼仪相结合，这就是彻彻底底的儒家思想了。
陆贾与贾谊的思想都含有“君权神授”的影子，这也是后来董仲舒的思想源泉，贾谊死后的二十八年， 16岁的汉武帝登上帝位，他是一个喜欢折腾的皇帝，也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挥霍一空，所以更加急切的树立皇帝的合法性， “天人合一”应运而生，从而造就了儒家思想两千多年的主流地位。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