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青云之路：晚清七十年的常青大厦是如何从底层到中央的

说起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必是年龄最大的曾国藩。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左宗棠是他的部下、张之洞是他的同僚，虽然他没能像其他三位那样活到20世纪，见证晚清的大厦倾倒，但是他的政治影响力却是足足伴随了了晚清的最后的七十年，也是改变晚清官场规则的开山鼻祖。
说他是改变晚清官场规则的开山鼻祖，从满清任用官员的手段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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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从康熙开始名义上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地方政权中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总之，满员掌握军政大权。
例如鸦片战争时，首席军机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直隶总督琦善、山东巡抚托浑布、两江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驻福州）邓廷桢、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林则徐，就中除林邓二人外，全是满员。而如林则徐、邓廷桢这样的汉员，又为满员所压迫嫉视，不但没有决定的权力，而且还要加以误国病民的罪名，充军到新疆去。
这种情形，到曾国藩崛起则发生了变化。从此天下皆曾的汉家门生，全国要地军政一把手也都在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一干汉人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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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议论曾国藩，更多地是从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等等，这些记录在其《曾国藩家书》当中作为教育家族子弟带有相当正能量的精神。或者是探讨曾国藩如何明哲保身，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激流勇退。
在一代代人读书做官人的心目中，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标杆人物，既立德又立功，甚至有人称他为半个圣人。
但从书本回到官场，一个底层农村地主家庭长大的孩子，靠自己一身“本事”把一个家族带到了中国权力高层的中央，这里面的问题就绝不仅仅是靠书生的那般“德性”和“礼仪”来当吃饭家伙事的了。
做官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点在曾国藩这个农村来的书生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的崛起离不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但是时局有变化并不代表人能主动成就什么。曾国藩最大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书生背后的另一面——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身上没有一丝书生气，沾染的都是官场身上的那种“熟透的俗气” ，准确来说，就犹如鹰犬撕咬猎物那般的“稳、准、狠” 。
【■曾国藩的青云之路：晚清七十年的常青大厦是如何从底层到中央的】而其手段之“狠毒”那是另其他三位晚清重臣所无地汗颜的。
说他稳，曾国藩其实并不是后世所记载的那般“圣人面孔下”的修身养性，而是对于仕途上的升迁之道走得小心翼翼，四平八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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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本人在道光年间的极速升官基本得益于他是穆彰阿的得意门生。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贿赂），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
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又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道光三十年，咸丰出于安定人心考虑，惩处穆彰阿，使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后台。从此以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年间，清廷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致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与此有很大关系。分页标题
俗话说：“朝廷有人好做官” 。曾国藩的老练之处在于，他的一生始终痛悟，要在朝廷做官没靠山没背景基本等于痴人说梦。
因此失去靠山的曾国藩当下第一要务不是要有什么作为，办什么实事。做官做官，不是皇帝就永远有上级。曾国藩接下来的十年中，其实做的工作就是当下一个靠山的犬鹰，把自己牢牢地和靠山绑上。
而这个靠山，就是曾国藩如履刨冰“勾勾搭搭，礼尚往来”的肃顺和慈禧，因为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尚在年轻之中的西太后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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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一声枪响，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咸丰帝索性懒管政务，专玩女色，宠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阅奏章，嬖臣肃顺替他找美女，同时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热河发病死了。曾国藩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肃顺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救火先锋。
1854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武昌，咸丰帝得报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汉军机祁俊藻献媚道：“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
咸丰帝被他提醒，从此他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等这些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来维持战局。
但曾国藩这时候还能够掌握一部分兵权，就是全靠肃顺的竭力保荐和慈禧的枕边风。1861年，咸丰帝死后，西太后亲自执政，她马上给曾国藩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这就是前期送足了东西，送对了人的缘故。
曾国藩的一生，除去平定太平天国这一事功造就而成名之外，其实内因皆在于找靠山立命这个实质内因上。
曾国藩说， “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 ，其实这只是成功的一种说辞。因此左宗棠在这点上非常看不惯他，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
但不得不承认，曾国藩看重的人不多，但是却看得非常远，窥测之中就能感到此人日后的价值之处。官场无外乎互相利用犒赏，安身立命没有“大人物”的提点和荫庇，很难做成大官。
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不虚不残怎能高升？
曾国藩深研程朱理学，熟悉清朝政制，当京官时已显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打败仗的打击，但战斗意志却极坚决，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 ，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但做起事来这股憋足的准劲狠劲也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丧母在家，咸丰帝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任务只是搜查土匪。他到长沙主持团练，首先区别了团与练。他所说的团就是保甲，选择所谓公正绅士（事实上是最凶恶的绅士）当团绅，在本地清查户口，捕捉匪人（主要是当时的太平军分子）。他所说的练则是训练乡兵，集中县城，随时出动镇压反抗。
他表面上着重在办团，不重在办练。凡是绅士族长来请办团，就发给乡团执照、族团执照，这就使他不动声色地有约束乡、族，放手办事的权力。而办练必需有地方官主持，兵数不求多，更不求各县都练，但实际上却是授权绅士普遍办团，自己在省城募勇办练，从而不让地方官绅办练敛钱，既免分他的兵权财权，又免引起当地官员的反抗。其准劲可见一斑。
而论狠，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分页标题
曾国藩是书生带兵，可是他却毫无书生带兵的通病——妇人之仁。相反，他嗜杀成性，十分残忍，还颇为自得的说：“为了灭匪，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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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办练的方针是团结专一，将领选取以至亲、密友为主。当时湖南人才多是罗泽南(与曾国藩同学)的学徒，平时讲究所谓忠诚，声称愿为保卫伦常而死战。事实上他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富贵，曾国藩也不愿意罗泽南势力独盛，采用收门生的方式，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氏做老师。
湘军将领有的不服，说“我的老师只有罗泽南一人” ，大遭他的嫉忌，终被排去。曾国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牛四种关系团结湘军，造成私人军队谁招募、服从谁的作风，同时又奉他为唯一的独裁领袖。
在左系湘军成立以前，整个湘军只服从曾统领一人，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各个营独立，彼此不相统属，除服从曾国藩，不受其他仟何人节制。这种军队上的绝对忠诚关系，也成为慈禧重用他也不得不重用他的重要因素。
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满清中央高层更亲密地捆绑在一起，而且深谙世道的他明白，此一世界洋人作用甚多，做官无外乎荣华富贵在身、身家性命保全，因此当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后，安身立命延续家族荣耀又成了当下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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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在南京外围战胜太平军，使得咸丰欲让满洲统帅就近取南京居首功，保持满洲统治者的威信计划失败了，曾国藩取得两江总督，表示湘军势力大进了一步。
不过曾国藩并未应命赴援，他认为安庆城围一撤，全局败坏，不可收拾，坚决不离开安徽。当时满清的形势确是异常危急，江浙迫于李秀成，鄂豫皖困于陈玉成、张洛行，江西又为李世贤、黄文金所攻入。
这种局面下曾国藩反而大开大合，保荐左宗棠帮办军务，当自己的助手（实际是胡林翼保荐，分曾军权），保荐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守江西，保荐李鸿章办淮军。他对李鸿章特别重视，说“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挑选长江水师打仗得力的将弁，交李鸿章使用，从此出现了左系湘军和李系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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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极人臣也就该分权保身，曾国藩这一点是十分警醒的。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使满清的统治更见危急，这就是英法联军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胁到清室与整个中国的生存。
照常理说，这是满清立国以来的空前巨变，与慈禧高层想捆绑的曾国藩应该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曾国藩仍旧坚持他的军事计划，自己专攻安庆，江西交给左宗棠，准备从江西入浙江，对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则预定讲和，悉所不计。
关于这其中的讲究，我在上篇《为官的最高境界：张之洞的从政之道》东南互保中讲得非常明白了。曾国藩此举也是看到了与洋人相斗争无非是以卵击石之举。此刻保全自己，保全自家性命家底，就是来日慈禧再用身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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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最高境界，曾国藩与张之洞是绝对有共同语言的。从手腕上来说，他们都没有什么书生气般的妇人之仁，而且总能高屋建瓴般的把世事看透，从而保全自己，虚与委蛇，又狠又准又稳，门生桃李天下，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