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谓]王雨童 | 能在《赢家圣地》中成为赢家吗?


_本文原题:王雨童 | 能在《赢家圣地》中成为赢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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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童 , 女 , 1993年生人 ,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在读 , 方向为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 , 论文很少 , 评论若干 。 现居北京 。
仍须走出虚拟洞穴
——评《赢家圣地》(特约评论)
文 | 王雨童
存在之重
菲利普·迪克在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么?》中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认识论问题:被完全人工设计和制造的仿生机器人会产生自主意识么?要如何处理这种不能被等同于人类自由意志的意识?向整个人文主义知识传统发问的不是菲利普·迪克 , 而是狂飙突进式前进的技术社会本身 。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进行了半个世纪的今天 , 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用“后人类”“奇点”“克苏鲁世”等不同方式描述的未来 , 也在被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架设的现实中体验着什么叫“未来已至” 。 仿生人的主体之问不再尖锐 , 踌躇满志的当代赢家面临存在危机 。
由此我们来到《赢家圣地》的下笔之处 。 初看上去这是一个都市流行叙事中的常见主题: 遭遇中年危机的男性如何克服自己沉重的身体 。 主人公吴谓精打细算规划人生把握命运 , 终于过上了样板间人生 , 却感到力不从心 , 像一只掉入逐渐成型的混凝土中的青蛙 。 文化神话库里有各种熟练的解决方案 , 如果在浪漫爱情故事中他将深夜邂逅神秘女性 , 历经都市惊魂冒险洗刷疲惫;如果在七十年代的公路电影中 , 他会跨上摩托 , 在流浪中重启活力 。 可是当今的吴谓只能坐在地下车库里沉默 , 因为那些方案已经被技术社会 , 更精准的说法是策略社会所抛弃 , 为吴谓的“高风险厌恶”平添例证 。 关注技术社会变革的学者哈拉维认为 , 如果说工程学的控制、系统、信息反馈是近代社会的基本语言 , 那么经过管理学和信息学改造的当代社会则以投资策略、风险控制、优化组合等认识模式解释一切 。 比如 , 解释由猿变人这一生物现象 , 过去的科学家会诉诸“自然选择”和“群落关系” , 当代科学家则会采用“变换战术的策略博弈”等语言 。 更不要提吴谓这种“身在此山中”的个体了 , 虽然不自知 , 但他的“过度竞争综合征”和“低风险偏好”并非天赋异禀 , 而是投资社会最普遍的共同经验: 大到学位、职业、家庭 , 小到外卖点单如何优惠更多 , “人生处处有选择” , 仔细规划方能实现利益最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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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有个很重要的细节 , 吴谓是一名“投资策略总监” , 因此“中产阶级下沉社会”的泛论有了非常具体和时代感的落点 。 投资社会允诺成功的奥秘就在自己 , 只要能实现自我效能最大化 , 就可以靠才干智力获得丰厚报偿 。 无限的选择意味着无限的责任 , 这是推至极致的个人主义神话 。 它的问题当然显而易见: 只要求个体对环境无限适应 , 而无人对环境有议价和改造的空间 。 正如吴谓在结尾处的无奈感叹“战争不会为谁真正停歇” , 很少有人真正能抵挡住“自我实现”的诱惑——毕竟个人神话深植人心的历史更悠久 , 而且除了“自我”之外并无其余主体、空间和可能 。 吴谓也正是这样 , 将成功理解为自己做对了每一步战略选择:永远考第一 , 放弃学术理想 , 跟合适的人结婚 , 把精力放在事业而非家庭上 。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 , 失败不被视为暂时的进度放缓或计划搁置 , 而是对自我/投资人的投资能力的否定 , 一经失败 , 他将掉入互为因果的“个人欠缺”和“结果失败”中不得解脱 。 每一场胜利都带来下一场战争 , 这就是吴谓 ,这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精英遭遇到存在主义命题的时刻:赢家和输家是否是我唯一的存在证明? 分页标题
虚拟之轻
面对困境 , 吴谓遵循着成功精英的逻辑 , 向“工具人”柳教授寻求帮助 。 柳教授曾是吴谓向上攀爬的工具性帮手 , 这次又为他指点迷津:一个叫“赢家圣地”的神秘所在 。 小说反复强调的科幻设定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已经发展到极高水准 , 在“赢家圣地”虚拟世界里的所有体验都同现实生活无限贴近 , 由此吴谓可以代入妻子、儿子甚至是有智力障碍的女儿视角去体验他们的感受 。 这不同于共情或感同身受 , 而是一种经由技术实现的海德格式的“抛入世界” , 吴谓将被迫接受所体验到的一切 , 哪怕是女儿天天异常智力结构带来的恐怖体验 。 “虚拟化身”(avatar)在1993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被提出 , 但构想人类在电子空间——无论它被称为“虚拟网络”“赛博空间”或其他名字——中获得新的身体和主体 , 早在虚拟现实技术成型之前就已经被科幻文学召唤 。 当主人公进入虚拟化身后 , 现实中的主体也在被悄然改变 , 正如《阿凡达》 , 作为人类利益捍卫者的士兵在一次次使用纳威族虚拟化身的视角看世界后 , 认识到人类对纳威族的殖民多么丑恶 。 这类科幻怀有如此的期待: 人类被“自我与他者”沟通和感受的天堑所阻碍 , 引发诸多隔阂 , 技术将帮助人类跨越人文认识论的局限 。 小说中的柳教授也希望“赢家圣地”能让赢家们停下脚步 , 最终能改造人类的“文明孤独症” 。 显然 , 它给吴谓留下深刻印象 。 《赢家圣地》最生动丰富、充满想象力的描写出现在吴谓进入女儿天天的虚拟化身后:“这是吴谓此生最为深刻的体验 , 令人疯狂而眩晕 。 仿佛共有一颗大脑的连体婴 , 又像是一个置于音箱前的麦克风 , 回输信号被无限循环放大 , 推向神经冲动的极限……吴谓看不见 , 听不着 , 身体漂浮在知觉之海上 , 缓慢地穿越时间的尽头 , 而一生的记忆却凝缩在须臾之间 , 从摇篮到坟墓 , 只隔一朵浪花 。 ”相信读者会发出感慨 , 相比直通神经元所引发的感受 , 经由线性语言中介的表达、描述和沟通是多么的苍白 , 多么的“词不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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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当我们沉迷在神经网络的通神之舞的时候 , 一个必然的问题随之浮现: 被体感服、电极贴片和高分辨率目镜中介的感受方式必然不可能是透明的 , 它的规则边界在哪里?或者说 , 吴谓被“赢家圣地”改造了神经元冲动 , 是一剂药到病除的良药么?小说的艺术往往是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 , 吴谓进出“赢家圣地”的情节帮助我们理解整个虚拟体验的规则 。 现实与虚拟边界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体验方式的改变 , 也意味着体验感受将调整虚拟世界的参数 , 从而改变“现实” 。 小说语言对吴谓已经进入“赢家圣地”没有任何提示 , 通过回溯我们才会发现:当电极贴片捕捉到吴谓的烦躁情绪后 , 立即给出“我已经离开了赢家圣地”的幻觉 , 吴谓得以在“纯然天成、回归赤子的自由感 , 毫无拘束与负累”的欣然愉快下“发自内心”地配合游戏 。 另一个线索出现在吴谓对神秘小男孩微微2.0的态度上:对孩子冷漠粗暴的他会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有超乎寻常的耐心 , 这并非难以解释 , 而是他触发了“赢家圣地”的激励规则: 越积极的互动就能带来越丰富的神经冲动 , 就越能从互动中获得价值 。
小说提示我们 , 整个游戏建立在柳教授的“德尔塔”项目之上 , 这一研究将人从出生开始的认知发展全过程加以建模 , 发现真实感源于“营造出一种连续、低延时的感官反馈机制” 。这意味着“赢家圣地”是一个可以无限增长的正反馈机制 , 只要你能不断给予正向反应 , 它将永远为你提供内心渴望的任何体验 。 比起电影《头号玩家》里的互动游戏“绿洲” , “赢家圣地”对现实/虚拟的摧毁更加剧烈 。 沉迷“绿洲”的吴用用还能做个勉强与父亲同桌进餐的网瘾少年 , 从小加入“德尔塔”项目的柳微微彻底丧失了现实 , 最终溺亡在水库里——按照“德尔塔”的逻辑甚至可以说 , 错误不在他产生了自己是鱼的感觉 , 而在于乏味脆弱的肉身没能跟上游动的思维 , 思维早已化为北冥之鲲 。 柳微微在生长到十八个月的时候接入镜像世界 , 根据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理论 , 六到十八个月正是婴儿的镜像阶段 , 婴儿误认为镜中的图像正是自我 , 从而开启了终生的错认和迷恋 。 当柳微微第一次在虚拟之镜中睁眼 , 看到自己的虚拟双手和身体的那一刻起 , 一种新的人类就诞生了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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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那个简短、惊悚而急转直下的结尾就并不显得突兀了: 吴谓以为自己回到了真实世界 , 殊不知他的世界早已没有真实和虚拟之分 , 他依旧在“赢家圣地”中徜徉 。 他的衣兜里有那把闪闪发光的金钥匙 , 正如《盗梦空间》的陀螺依旧在转动 。
出口何在
吴谓在“赢家圣地”长梦不醒 ,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在虚拟视觉时代重新被启用 。 在时空秩序上 , 矮墙、火堆和通道的位置秩序被网络架构和数字回路取代;从感觉结构上 , “全息影像+多感觉”比岩壁影画更有“沉浸感” , 但更本质的问题是 , 如果说洞穴人是在认知受限的状态下拒绝重返洞穴的囚徒 , 虚拟视觉时代的囚徒则会更自觉地选择留在洞穴中: 我知道这并非真实世界 , 但真实的阳光对我毫无吸引力 。 当赛博空间在《神经漫游者》中奇妙诞生之时 , 它已然被规定了不存异议: 赛博空间是一种“自愿的幻觉”(a consensual halluc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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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如何走出赢家圣地”基于一个朴素而不快的前提: 那个基于欧式几何和牛顿力学的时空还在运行 , 还在对居住其间者产生影响 , 尽管它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 《头号玩家》对“绿洲”的防沉迷设置简单粗暴:定期拔掉插头 , 回到现实 。 吴谓要靠什么契机回到现实不得而知 , 但值得警惕的是 , 我们似乎都早早承认了虚拟现实系统的完美自洽:它生产快乐 , 提供意义 , 比合理更合理 , 只能通过外部强行打断 。 不少人批评《头号玩家》结尾那个干预方案粗暴蛮横、保守妥协 , 简直是虚拟现实时代的卢德分子 。 然而加以历史考察会发现 , 卢德运动是“在旧的家长制法令被废弃,自由经济没有任何制约的危急时刻”(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现的工人争取权益的手段 , “捣毁机器的人”本身并不仇视机器 , 只是在费边社和自由派的论说下才有了仇恨机器、阻碍技术进步的名声(霍布斯邦《非凡的小人物》) 。 如果虚拟现实时代出现了卢德分子 , 那反倒值得珍惜他们 。 当吴谓再度投入只准胜利的竞争时 , 他面临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失误意味毁灭 , 高薪的策略投资顾问随时会被大数据和更优化的算法取代——吴谓会不会效仿18世纪英国高技术工人呢?柳教授提醒吴谓 , 单一的逻辑是脆弱的 , 指的既是无限自我剥削的赢家价值观 , 也是只容许存在一种反馈机制的社会文化 。 作者陈楸帆在创作谈《谁是那个代价》中谈道:“(隧道视觉效应导致车祸)一段高速公路上的旅途如此 , 对于人生、企业、国家、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没有制约的无限加速游戏最终将没有赢家 , 而解决方案也只能在游戏的外部 。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神奇的“赢家圣地”看做某种对科幻文学本身的讨论 。 在完美的Matrix中寻找出口将是对想象力的极限挑战——比起想象出口 , 想象游魂在灵薄狱中无限循环甚至要更加容易 。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文学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 但科幻或许会以某种想象力的方式击碎黑镜 , 在循环逻辑上撬起一块砖 。世界上存在两种科幻 , 一种将科幻作为既存事实的反射镜面 , 科幻文学里的文化逻辑、社会组成被看做物质世界的经验性理解的变体 , 翘首以盼未来的君临;另一种谨慎地观察正在发生的状况 , 提出屡遭否决的另外方案 , 它们相信能通过重构当下来改变未来 。 两种科幻都是模糊了现实和虚拟边界的大胆游戏 , 但殊途不同归 。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前景 , 我们的书写将在这两种科幻之间游荡 , 期间永远交杂着不得安宁的期待与不能妥协的痛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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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陆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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