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关于写作的几个故事 |晏欢|沈从文|尼

_本文原题：关于写作的几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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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玉林罗美兰
写作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
在今天，不论***被如何解读，本质还是写作的一种形式。
要做好*** ，还是要去探寻写作这件事情本身的价值。
写作的价值可以着眼当下，但绝不限于当下。
如果只看眼前，
那开始很容易，放弃也同样不难。
01
保命的「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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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给大家的印象，是高邮的咸鸭蛋、快活林的顾客，他写四方食事，看着优哉游哉。
可是作为一个生在20年代，长在60年代的中国作家，他自然不会只经历这些自在的日子。
汪曾祺58年被打成右派，随后摘帽，但档案里也被高层领导写上了“控制使用”这样的说法。
他在剧团的同事晚年回忆，汪曾祺知道自己得到这四字评语时，「汗如雨下，脸都白了」。
地主家庭的出身，加上右派摘帽的前科，汪曾祺靠什么在风雨飘摇的60年代保全家人？
不过是一枝笔罢了。
汪曾祺在传统京剧改编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改出来的剧本人物刻画入木三分。
正因如此，领导上可以接受他这样有「污点」的作家留在剧团里。
66年8月，隔壁学校的「学生」拿着皮带冲到剧团打人，问到汪曾祺是做什么的，他如实回答说：“我写《沙家浜》” 。
「学生」闻讯也不敢向他动手。
写作，对有些人来说可以安身立命。
02
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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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也会让人陷入困境，沈从文便是如此。
他曾经靠一杆笔，以小学学历做上北大教授，成为汪曾祺的老师；也正因这杆笔，被郭沫若定性为「反动作家」。
49年以后，沈从文几次自杀未遂并被文坛除名，旧作品全部销毁，新作品无法出版，他似乎不再是一个“作家” 。
可是时代能够褫夺一个人的身份名头，却带不走他手里的笔。
沈从文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各种文物贴标签，接待前来参观的游客。
【汪曾祺■关于写作的几个故事】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他写出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首开服饰史的研究先河，成为学科的开山之作。
书直到1981年才得以在香港出版，序言出自当时已经去世的郭沫若之手。
沈从文7年后心脏病猝发，临终遗言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他的笔，把他没有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了，我们看到他60年代在日记里写：
茅盾、巴金、郑振铎、老舍，我这些旧日老友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
可是我呢，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
晚上回家，有时下雨，即披个破麻袋。
能写的人即便是一时失语，他经历过的生活也不会风流云散。
03
一行小字补充一部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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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价值，当然不仅存于成「家」的人中。
2007年夏天，美国人尼尔·葛德纳收到一封信件，来信的是一名叫晏欢的香港商人。
尼尔·葛德纳的父亲，曾在美军服役，二战期间被派往CBI战场，也就是中缅印战区。
晏欢的外祖父叫潘裕昆，曾任国军驻印军第50师师长， 1944年与美军“加拉哈德”部队联合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分页标题
由于潘将军在内战中退居香港，解禁的潘家后人遍寻海峡两岸，再难找到和他有关的资料。
直到他的外孙晏欢，在葛德纳建立的纪念网站「被遗忘的中缅印战区」，看到一本笔记本上，有外公潘将军留下的一行赠言和签名。
正是这一行字，成为线索，让晏欢找到了外公留在美国战友手上的大量资料。
文字只要被书写下来，即便难成文章，也有它独特的价值。
如果说新媒体是一辆车，那写作就是原动力。
没有动力的车，只是一个摆设。
离开写作本身，妄谈新媒体运营，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新媒体的重要性一再被提及，可是写作的价值却很少被讨论了。
如果这一波新媒体的热潮，可以让更多人捡起写作的习惯，留下有价值的只言片语。
那将是比新媒体运营本身，更有价值的事情。
-推荐时刻-
律师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作品的价值也日益重要。
法律人通常擅长辩论和写文书，
这给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本周开始，
我们会组织一个法律人写作交流群，
共同探寻写作的窄门。
欢迎有兴趣的同行扫码参与。
希望你可以同时收获到，
技能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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