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建国初叶剑英主政两广为何“迷失方向” 被陶铸猛批建国初期的华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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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华南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中共史和当代国史研究所必须重视的，也是值得有兴趣或有责任者进行多视角探讨的。我曾津津有味地阅读了与此相关的一些著述，例如多位以“历史创造者兼记录者”双重身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多个官方机构编辑的档案史料汇集和若干学者的论文。这些著述启发我对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史料的思索。我闭卷静思，觉察到有个重要问题被忽略了：在缅怀叶剑英主政华南（更确切地说应该说主政广东兼顾广西）筚路蓝缕勤政为民的同时，因为意识到他是“大鹏欲飞难展翅” ，所以我有一种难以说出的压抑的感觉。利剑缘何难出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的叶剑英反而在需要他大展宏图、把剑长歌的时候使不上劲呢？后来我终于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至1998年陆续出版，本文主要引用的前三册分别出版于1987年、1988年、1989年）中，读出自认为还是有价值的一条线索来。
一
【【土改】建国初叶剑英主政两广为何“迷失方向” 被陶铸猛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下这赞赏作家丁玲的词句的时候，他不知能否想到自己手中的这管毛笔却有着无数倍于“三千毛瑟精兵”的威力。毛泽东的如椽巨笔既可以打天下又可以治天下。
夺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基本还是沿用战争年代指挥打仗的手法用发电报写批示来领导全党全国，《文稿》记载的就是他一枝毛笔治天下的历史。还在打天下的最后阶段毛泽东已经为治天下排兵布阵了。 1949年8月1日，他亲笔起草了涉及华南分局干部配备和管辖范围的指示：“㈠成立广西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 。 “㈡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㈢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 。㈣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㈤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 。这也是他为建国初期叶剑英圈定的活动范围和政治网络。遵照毛泽东指示，叶剑英辞去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长职务， 8月11日离平南下，打回老家。 9月3日叶剑英抵达赣州，与参加解放广东的二野四兵团、四野十五兵团、原华南分局的负责人汇合，并于9月7日主持会议制定了广东战役计划。 9月8日毛泽东在亲笔为新华社撰写了叶剑英南下两广任职的新闻稿的同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要求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南下部队，应对方方等领导的原华南分局的工作成绩有足够和适当的估计，加强两方面的团结。 10月21日叶剑英同方方及十五兵团负责人一起进驻刚解放一周的广州。在此前后叶剑英的本兼职主要有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长，俨然是毛泽东所倚重的地方要员。然而，毛泽东的“以笔治国”的指挥棒很快就让叶剑英有施展不开拳脚的感觉并进而困惑起来。
请看以下毛泽东的几封电报，并从中探讨一点奥秘：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苏联电示中南局（由华中局改称）第一书记林彪， “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而叶剑英与中南局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土改问题展开的。 1950年1月13日毛泽东就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等问题电示林彪，特别要求中南局在抓紧土改准备的同时，抓紧对华南分局的领导：“中南全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则今年春夏秋三季必须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妥为计划督促，才能有成。 ”“中南局对华南分局的工作指导是否已密切抓紧，如同你们对湘鄂赣豫各省委那样。 ……请加以注意并电告为盼。 ”几天后， 17日毛泽东电示叶剑英，强调：“必须统筹两广” ， “不要只顾一省。 ”两广本来就是华南分局的管辖范围，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强调呢，就是因为事实上叶剑英难以“统筹两广” 。毛泽东的电报有时直接指挥叶剑英和华南分局，有时又要中南局加强对华南分局的控制；他要求叶剑英统筹两广，而有关广西的人事任命又往往仅仅通过中南局直接布置广西。例如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就物色民主人士参加广西工作致电华中局而没有告知叶剑英：“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正和李任仁谈此事。 ”这就难怪1951年12月25日叶剑英在华南分局第五十八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广西我很少管，以为有陶铸同志在；海南要求归中央，我觉得也好。想管少一点” 。就说毛泽东全力要叶剑英统筹两广的事情吧。按照毛泽东原圈定的权力范围，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华南分局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党组织和中共香港工委。因为华南分局是党委系统的领导机构，按组织来说，只管省委，其余政府、军事、财政等工作，华南分局并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例如广东军区的司令员是叶剑英，广西军区的司令员是张云逸，平起平坐，因此相关工作历来都是由广西直接请示中南局的。广东没有设立省委，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了省内的潮梅、东江、北江、南路、中区等区党委或地委；叶剑英又是省政府主席、广州市长，工作头绪多任务也重，叶剑英实在难以超脱于广东省工作之上来统筹调度两广工作。当然，叶剑英是积极采取措施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统筹两广的指示的。 12月2日，叶剑英在广西致电毛泽东，提出过去分局没管广西，而政府、军事、财经等工作又没有管理两广的机构，为统筹两广工作，建议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华南分会，管辖广东、广西两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原有的中南财经委员会华南分会过去只管广东和广州，现在加管广西；成立中南军区华南分区司令部，统一管理两广地区军务。 19日中共中央覆电同意叶剑英所提方案。 1951年5月以叶剑英为司令员、谭政为政委的统一指挥两广军务的华南军区成立，毛泽东关于统筹两广的指示终于在军事机构方面得到了落实。分页标题
然而叶剑英能否真正统筹两广呢？很难！因为在广东土改等问题上叶剑英很快就被搞得焦头烂额了。
二
在广东土改的准备阶段，叶剑英与毛泽东是合拍的。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到广东土改是他在1949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还有广东，则须于明冬开始进行，后年可望初步完成。至于全部完成，则至少还需要一年。 ”“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 ”他不仅为广东土改规划了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而且提出了谨慎稳妥防止偏差的土改方针。这种方针一直持续到1950年秋。而其中一个关键是处理好富农问题。 1950年2月17日，在苏联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就发表新区土改指示致电刘少奇谈到富农问题：“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 。 3月12日毛泽东致电邓子恢并告叶剑英，说明了“只动地主不动富农”的三点理由。 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要求“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广东土改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逐步开展的。 1950年1月21日，叶剑英在广东省各地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年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发动群众，准备与实行土改。 ”同一天，叶分别致电向中南局和毛泽东报告：广东“准备下半年经过七月秋征双减的斗争，由八月起就全力进入土改准备工作” ， “争取今冬开始土改” 。
确保广东土改稳步前进，除与其他新区共通的富农问题外，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华侨问题：建国初期广东华侨有1000万人，华侨人数和侨汇都占全国80% 。正确处理好土改中的华侨问题，关系到能否安定海外侨胞及其国内的眷属并争取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二是工商业者问题：广东城镇较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而且许多工商业者与港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此，华南分局先后制定了结合广东特殊情况的土改政策法令等，并采取先搞试点，在培养干部和取得经验后，向全省铺开的稳妥办法。
广东土改试点开始后，叶剑英感到跟上毛泽东的步子有些吃力了。 1950年10月广东土改试点帷幕在揭阳、兴宁、龙川拉开。同月，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 ，并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及其大陆残部也随之蠢蠢欲动。毛泽东在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同时，发出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并加快包括广东在内的新区土改步伐。毛泽东的土改策略激进起来了，他指示上京汇报工作的叶剑英：广东土改除原定三县外，其余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并利用全年的农闲时间继续推广土改工作。 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叶剑英：“广东必须在广大地区立即开始进行土改，拖延则是失策。 ”17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 ”“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你们布置如何盼告。 ”22日毛泽东又致电华南分局等：“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卅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 。 1951年1月毛泽东批转中南局的一份电报稿，认为土改运动“要求不出一点乱子是很难的。 ”毛泽东的套路是让运动轰轰烈烈起来，有偏差再去纠正也未晚。对此，邓子恢理解得很透彻。 1950年12月，他在其《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就说过：“应该让群众显显威风、出出气，不要束缚与干涉群众行动，即使有些过左行动，只要真是广大群众自己的反封建行动，也不该当场泼冷水，而应事后就以说服纠正。 ”分页标题
叶剑英重视调查研究和重视总结经验，力图把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相结合。例如对土改中的华侨问题，对华侨的历史的现状有深刻理解和切实体验的叶剑英，能自觉地把党中央的华侨政策同广东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处理。他提出对90%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予合理照顾；对华侨地主和封建地主在政策上应有区别，等等。按照毛泽东的新要求，叶剑英感到压力很大，但还是坚定地进行重新部署以加快广东土改步伐：11月23日，决定将土改区域扩大至11个县；1951年1月18日决定是年大面积展开土改。在土改试点陆续结束后，同年4月华南分局提出依靠南下大军进行土改的方针。从4月12日一次讨论土改的会议上方方讲了一段话中，可见理解毛泽东的精神和执行毛泽东指示的不那么容易的，因为毛泽东的电报的意图令人难以捉摸因而操作起来的确是战战兢兢的：“毛主席要我们争取时间于1952年夏收前完成全省土改，但又说如准备不成熟便不要搞。这必须从两方面来了解，即加速准备条件，在稳步基础上加快，又要争取时间，在快中求稳。 ”5月铺开63个县土改。
随着全省规模土改的开展，有些地方发生了左的偏向，叶剑英及时果断地纠偏，使土改运动健康发展。但纠左纠偏影响了土改速度，叶剑英因此遭受上级一些人的诸多责难，被指责为右倾和对土改运动的动摇。 7月10日、17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论正在前进的广东农民运动》、《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未点名地批判叶剑英。例如，第一篇社论仿效毛泽东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评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笔法，称广东土改运动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派之争，而“糟得很”的那一面， “大都采取了隐蔽、变相的说法，因而形成一种明松暗紧的思想斗争” ，影射叶剑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糟得很”派。该社论还指责叶剑英领导土改不力。叶剑英看了社论，大怒而拍案说：“为什么将党内的认识分歧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叶剑英与中南局在广东土改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是知道的。最后毛泽东的是站在中南局一边，批评了叶剑英。有学者的研究认为，这是毛泽东听“中南局部分负责同志片面性的言论和‘告御状’的话，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和叶剑英的意见”的结果。史料证明， “告状”是有的。不过我认为，即使没有人“告御状”毛泽东也会站在中南局一边，因为中南局的激进主张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叶剑英的实事求是的纠左做法此刻是不合毛泽东的“时宜”的。请对照以下两段文字：1951年1月，毛泽东为批转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给江西省委的指示所写的电报稿中说：“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又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不出一点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 ”《长江日报》1951年7月17日社论：“只有坚决从事农民运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农民才会踊跃相应我们的号召。也只有经过农民运动，农民潜伏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发挥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就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惶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要心中有数：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差，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呢？只有坚定起来，领导农民前进，彻底完成反封建斗争，才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是不对的。 ”“‘群众要怎样就怎样’固然是不对的，但从实际经验看来，往往是这样：凡是按照我们的政策方针去发动群众，而真正广大群众例如数量上占80-90%以上的群众‘要怎样’时，这个‘怎样’大体是和政策相符合的。即使不大符合，也只能先随群众去‘要’ ，在行动中坚持说服其‘不要’” 。可见这两段话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者显然来源于前者，是前者的具体化。正如当年领导揭阳土改的吴南生在30多年后所回顾的那样：“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广东土改的社论，对华南分局形成较大的压力。其实这是毛主席的看法” 。分页标题
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速度太慢，说全国有三只乌龟，福建和广西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尽管叶剑英很快地召开全省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土改进度， 20日华南分局相应作出了《关于1952年秋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决定》，毛泽东还是决心调整华南分局的领导成员，以贯彻其领导意图。毛泽东瞩目于陶铸。
三
毛泽东为什么瞩目的陶铸？陶铸又是怎样介入两广政治的呢？建国初期的土改与剿匪镇反是密不可分的。陶铸之介入两广政治要从广东剿匪说起。
1950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并告邓子恢、谭政、张云逸等：“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剑英前谈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诸同志工作一时期，希望迅即前往，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我们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 。 11月17日毛泽东在得知叶剑英前往广西的日期后，又致电叶剑英并告邓谭：“你十一月廿一日动身去广西甚好。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南分局：“中南局关于广西工作的决议也是很好的，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十一月廿一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 ”从上述毛泽东电报可见，一方面，毛泽东11月14日是那样的十万火急的样子，在强烈批评广西剿匪工作的同时，命令叶剑英前往广西指导剿匪工作，住它数月时间有成效才回广州，否则长住下去。仅仅过了3天，又说叶剑英不能离开广州太久。朝令夕改，是会让叶剑英无所适从的；另一方面，中南局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广西，是自己作主后才报告毛泽东并得到点头的。这是陶铸直接介入两广工作的开始！
当年的秘书回忆颇能表现陶铸那种雷厉风行勇往直前的风范：“陶铸在中南局会议受命之后，匆匆离开会场，不暇整装，于深夜12时，冒着大风浪乘船渡江，从武昌南下赶往广西。 ”经长沙、衡阳， 11月10日进入广西后，经桂林、柳州，前往南宁。 “当时湘桂线至通到来宾（柳州以南约70多公里，从来宾到南宁尚有200多公里的路程——笔者注）只有乘汽车了。而这条公路正值匪患猖獗，屡遭袭击，时被截断。我们在一个加强排的护送下到达南宁。陶铸风趣地说：‘我们是机关枪押送来的！’”11月21日叶剑英与陶铸一起到达南宁。此刻叶剑英不可能想到在一年多以后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他这个第一书记会受到陶铸这个第四书记清算性的批判的。
当时广西国民党残匪活动非常猖獗。他们以残留的正规军为骨干，以封建地主为靠山，以惯匪为先锋，盘踞乡镇，杀人抢掠，无恶不作，连柳州到南宁的公路都不能畅通。以张云逸为首的广西省委和省军区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剿匪工作，但不仅依然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而且如前面说的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叶剑英和陶铸到广西来，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广西工作的估价问题。
请对照以下叶剑英和陶铸对当时广西工作的评价并揣摩和体味其中不同的语气和用意：叶剑英在1950年11月30日讲话中指出：“广西人民，从来就是勇敢的。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举行了右江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创建红七军，虽然这支队伍很快就与红军主力红军会合，但在广西人民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解放前，已有几块游击区和人民游击队，坚持斗争，加上我们一年来的工作，完全可以说：今天的广西人民，不是倾向敌人，二十拥护党和人民政权的。这就说明广西工作，有优良的群众条件。 ”“一年来，广西工作在广西省委与张云逸同志领导下，有很大的成绩。 ”“广西党组织（包括军队党组织），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加上上级的指示和帮助，就更有保证。 ”“广西工作有缺点，是一回事，从慢板要转到快板，又是一回事。两者虽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 ”相隔半年后， 1951年7月1日陶铸发表一篇文章，说：“广西党的建设是比较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很低，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也很差。 ”“广西党的下层基础很弱，大部分党的组织的政治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我党三十年来怎样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展与壮大起来，以及取得今天如此伟大的胜利的历史与宝贵经验，有些同志更是茫然无所知了。成为今天广西各工作部门骨干的党员也有不少是新的，或者历史较老而政治理论水平也不高，这就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痛感问题之多，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之不易。 ”分页标题
在东北林海雪原有过与土匪打过交道的陶铸领命抵桂后，以泰山压顶之势，大刀阔斧地集中兵力围剿大瑶山和市大山的大股土匪。据说，他亲自深入剿匪前线参加战斗，还亲自审讯重要案犯。陶铸广西剿匪的成绩很快就出来了。 12月31日，陶铸向毛泽东报告说，最近时期广西剿匪工作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做到了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另一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毛泽东很满意：1951年1月7日，他将陶铸的电报批转各大区负责人参考， “请你们转发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和很好的，值得研究。 ”1月9日他又致电陶铸并告中南局：“关于广西剿匪工作顺利进展的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 。陶铸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表扬，看来陶铸就要在两广大有作为了。就在毛泽东致电表扬陶铸的同一天，他还致电邓子恢、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和方方：“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去剿匪即可完成。 ”“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毛泽东在电报表扬陶铸的同时，催着要广东剿匪情报，叶剑英显然又落后了。紧跟着， 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推广湘西剿匪的经验：“湘西廿一个县杀了匪首特务恶霸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现当反美土改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对广东的剿匪和镇反加码：“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帝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
1月23日毛泽东把中南军区政治部同月16日关于广西执行镇反政策前后情况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批给各大军区负责人和党委会：“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患猖獗，达到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 ”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张云逸，并告邓子恢和叶剑英：“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知道病愈为止，到广州后请叶方妥为照料。 ”当时张云逸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1月23日在以陶铸为主任的中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上的批语，实际上否定了张云逸在广西的工作。而1月24日覆电之所谓“广西工作大为开展”实际上是表扬陶铸，因为那是陶铸到广西以后取得的。陶铸介入广西以后，张云逸实际上已经出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在种种压力之下张云逸病倒了，这大约就是所谓政治病吧！毛泽东于是叫他离开广西到广州休养。 1月27日陶铸就广西剿匪的新部署致电中南局转毛泽东。 1月30日，毛泽东覆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和叶剑英、方方：“一月廿七日电悉。布置甚妥，照此执行。 ……将剿匪、清匪，起枪，捉杀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直到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全套工作做完，方算完成任务。为要完成任务，所有军队，必须统一于省委地委领导之下，实行领导的一元化。张云逸同志先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 。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终于取代张云逸，主政广西。分页标题
毛泽东高度评价陶铸，而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的其他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广西省委副书记兼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晚年回顾了这段历史：“中南军区政治部个别领导人来广西后，对广西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谈，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省委同志的反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1951年5月中旬，莫文骅到东北途经北京时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并谈到广西剿匪：“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XX万吧。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 ’毛主席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毛泽东不置可否的“唔”的一声，让人难以捉摸。
毛泽东在不断高调表扬广西工作的同时，依旧对广东工作表示不满意并提出批评。 2月7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封电报中评论广东土改：“广东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抓紧发动群众整顿基层这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所有现在一提到分田就感到吃力” 。批评可谓不轻啊！巨大的压力使一向身体很好的叶剑英继张云逸之后也病倒了，不过毛泽东还没有像张云逸那样要叶剑英异地休息。 6月16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患病的电报写下批语：“尚昆同志：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
11月，陶铸在主持广西首次党代会后，圆满地结束主政广西的辉煌一年，回到武汉。 12月，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头牛”的陶铸，奉命南下广州，就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陶铸的广东时代——叱咤风云的15载南天岁月的政治帷幕拉开了。
四
在陶铸南下广东以后，有一个情况被研究者忽略，即毛泽东认为叶剑英打老虎不力。
在当时接踵而至的群众运动中，有个叫三反运动即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历史已有定论，在三反运动中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叶剑英一如既往，力求稳妥准确一点，而毛泽东却层层加码，力求多打一些老虎。毛泽东还亲派自己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坐镇广州指导广东的三反运动。 1952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 ”2月18日毛泽东致又电谭政并告叶剑英：“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 ”在毛泽东看来，叶剑英不仅土改落后，打虎也手软。
2月1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华南分局拟订的下阶段打虎部署，表示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仿效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办法、批判“急于求成、简单化”的打虎方法、提倡“从算大帐到算小帐”的工作方法、采取“以虎打虎”的有效方法来对付攻守同盟。 2月21日毛泽东就华南分局打虎部署覆电叶剑英：“你们的布署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 ， “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 ”显然，毛泽东还是不满意。 4月25日罗瑞卿给毛泽东呈上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 5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罗瑞卿报告中写下了一段批语批语：“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很值得注意。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 ” ， “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 ”毛泽东对华南的土改、剿匪、三反都不满意。叶剑英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分页标题
陶铸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陶铸将他在广西的那套暴风骤雨式的做法搬到广东来。他在1952年4月初全省土改会议上强调要大规模整顿土改队伍，强调土改与镇反的相结合问题，进一步贯彻“深入放手”方针，在今冬明春结束土改。紧接着在省内47个县的地区进行全面土改运动。
陶铸曾向毛泽东反映叶剑英没有放手让陶铸去打开局面，土改有丧失时机的可能。毛泽东觉得必须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 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当事人列席。他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 ，接着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和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毛泽东对方方指出：“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 。还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 。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方方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 “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 。叶剑英的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土改政策则被指责为“广东特殊论” 。为叶剑英留点面子，毛泽东也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在地方主义问题上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和陶铸怀着反差巨大的心情回到广东。
五
6月29日至7月6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分局领导的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既然毛泽东对广东问题已经定了调子，叶剑英和方方如果再不检讨，就成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了。叶剑英在会议的开头和结尾都作了检讨。在6月30日的会上说：“分局领导是不明确的，主要方向迷失了，没有抓紧大量问题，没有依靠主要的力量；因之，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主要问题没有抓住，全局就输了。 “在干部的使用上，两年多来，分局也是犯错误的。 ……特别严重的是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尽管分局提出了向大军学习，依靠大军，都遭到顽强抵抗。而分局领导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击破地方主义，反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纵容了地方主义的发展。 ”47在7月6日闭幕会为分局的错误承担了个人责任：“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 ”“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 ”
叶剑英这个第一书记还非常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而在6月29日的会上却不得不用“主帅得人，将士用命”来赞扬陶铸这个新任的第四书记所主持广东土改工作：“今年4月会议后，两个多月来，所以能够超过原定计划，使土地改革局面焕然一新，士气高涨，群众拥护，既有斗争，又有队伍，原因就在于领导上方针明确，中心抓得紧，有实施计划的强烈意志，不是过去那样软弱、摇摆和模糊，从而使广大干部更加有信心有办法了。 ”“应归功于陶铸同志、赵紫阳同志的指挥得当。主帅得人，将士用命，这是获致胜利的基本原因。 ”
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7月6日闭幕会上作长篇发言，对第一书记叶剑英发起猛烈的批评。他说：
“中央所指出的‘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广东2800万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广东的一切工作都不能做好，这是一个改变广东面貌的根本问题，而分局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分局在1951年4月以前，对土改一直没有下决心，没有确定方针。 4月会议，李雪峰同志来了，帮助分局下了决心，交代了方针，但领导思想上尚未解决问题，方方同志就明显地表示不那么‘愉快’ ，同时，还有一些争论，关系也很微妙。因而运动一起，决心又软下来，方针又动摇起来。剑英同志去年‘七一’写的文章，对土改问题基本上是动摇的” 。 “我们的土改不能大踏步前进，像小脚婆姨一样地歪来歪去。这便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的具体表现。 ”分页标题
“这样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依靠大军搞土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早些时，邓华、赖传珠同志和地方关系就搞不好，剑英同志很难支配军队。我以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剑英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是高的；同时，又是军队的老前辈，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据我所知，邓、赖之所以有意见，恰恰是地方上不照顾军队，不依靠大军所致。方方同志对军队照顾不够，和陈赓、赖传珠同志均吵过架，和邓华同志关系也不好，致使军队对地方意见很深。 ”“方方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剑英同志对此决心不大。 ”“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地方应负主要责任。
“认为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犯错误，和中央、中南某一时期强调某一方面很有关系。我觉得更不对头。譬如：中南几个省份都在搞土改，都是接受中央、中南的指示，为什么广东却独自特别一点呢？”“林彪同志到武汉后，对中南新区工作的方针，作了英明的决定。中南局发布了“七一”指示，确定把城市接管下来之后，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农村，然后再搞城市。我们知道，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是体会最深的。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很牢，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以极负责的态度来执行中央指示，而华南分局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对此问题未获解决，是完全不应该的。 ”
“剑英同志没有直接领导过群众的阶级斗争，加上思想方法上易于从一般概念出发，缺乏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方方同志也是很老的干部，但也缺乏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 ”“叶、方两同志自己对土改既缺乏经验而又不能很好执行中央和中南的指示，特别在土改问题上对中南很不尊重，这就使得易犯错误与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得到改正。 ”
“关于责任问题。我认为从下决心，决定方针来说应由分局负责，亦即由剑英同志负主要责任。因为只要剑英同志下了决心，南下干部、大军干部都会动员起来。即使方方同志一人思想不通，问题也可以解决。 ”“当然，方方同志在土改问题上的右倾思想，以及包庇恶霸和发出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言论，其错误是特别严重的。加上他地方主义思想的作崇，对中南指示采取抗拒态度，作为个人来讲，方方同志所负的责任是很大的。 ”
没有毛泽东等人的强有力的支持，陶铸是不可能对叶剑英进行狗血临头般毫不客气的清算式的批评的，。由于受到党内不公平的批评和过度劳累，会议结束不久，叶剑英出现心脏病症状，胸部疼痛，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叶剑英的病情报告后，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广东和华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主持，即使叶剑英没有到北京病休，他也很难在广东立足了。试问第一书记在有128位主要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第四书记居高临下的批评，他还能开展工作吗？
陶铸的主持下，广东土改大幅度提速：至1952年秋收前全省完成了约11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加上夏收前完成的500万人口地区和1951年完成的46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全省共完成了约2100万人口的地区的土改。秋收后至1953年春耕前完成了约7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至此，全省2800万人口地区完成土改的历史任务。广东后期土改在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加温过急过速，导致过激过火的左倾失误。正如陶铸在1953年2月24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承认的，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不够， “搞的比较粗糙” ， “团结面不够广，打击面过宽， ”“死人多了些” 。土改中，除地主阶级外，还有平均约占总户数7%的人受到不应有的或过重的打击。还错伤了一些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曾经在游击战争中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以及一些应该争取和团结的知识分子，有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还侵害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左倾失误尤其体现在华侨问题上。例如华侨的房屋“动的面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追余粮侵犯了侨汇甚至追到国外，划阶级时打击面超过应有的限度，将资本主义剥削当作封建主义剥削，等等，也如陶铸所说的，在土改中被打击的侨眷中“25%至30%是打对了， 20%至25%是打击错了， 50%则是打击重了” ， “结果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然而《文稿》和其他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都未见到有毛泽东对后期广东土改的批评指示和言论，这与前期广东土改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陶铸主持后期广东土改是充分肯定的。分页标题
叶剑英尽管宰相肚里好撑船，做了顾全大局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然而对于“告御状”和“打闷棍”还是记住的。他后来曾对古大存说：“土改问题，我是背着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 ”还说过：“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我叶剑英。 ”叶剑英也是很不服气的。在他所作的就土改问题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错误的自我批评中，就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既光明磊落又绵里藏针的话：“这些错误都是太阳底下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必掩饰，也不应掩饰。 ”这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抗争。 1954年夏天，叶剑英在青岛休养时又写下了五言律诗《青岛浴感》，用隐喻讽谏的手法表达自己在土改问题和地方主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意见——“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对他建国初期主政华南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还特别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真是盖棺才能定论！改革开放以后，本文所涉及的广东土改侨房问题因大量资金陆续到位而解决了，广东土改整队中受到错误处分的一批干部得到改正了，方方的“地方主义”问题得到平反了，这些都是改正失误并从中汲取经验的例证。应该说，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包括考虑广东社会历史地理特殊情况的结果。还是那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文摘自《温故（之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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