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的故事：庆历新政与失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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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清平乐》的播出，剧组成功地繁华的北宋王朝呈现在观众眼前。该剧对宋朝的服、化、道之考证可谓细致入微，繁荣的汴京也完美地复原了《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可是，受制于题材的限制，大部分的场景都发生于宫闱与朝廷中，只有少量支线剧情有描述汴京的民生，而汴京之外几乎没有描写。剧中内容也偏向于宋仁宗的后宫问题与朝廷中的党争，对于地方上的真正政策施行却涉及不多。本文将通过正史中的记录，还原那个治世的悲喜。
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问题与祖制难改
土地是朝廷的根基，任何朝代但凡有一丁点活力都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土地兼并。唯独宋朝无法抑制土地兼并，而这与宋代的国策有直接关系。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所有的地方治理权与行政权被收归中央所有，是所谓“强干弱枝” 。但是，偌大的国家需要有人去管理，不同于汉代的世家刺史与唐朝的节度使，宋朝几乎完全依靠科举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去管理地方。但是，五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彻底改写，各个割据势力留下的制度残留与新王朝的规章制度混合在一起形成无比庞大的官僚系统。结果导致宋代的官职往往与实际的职务脱钩，很多人恐有士大夫的名头，并享受士大夫待遇，却没有真正的管理权，另有部分官僚看似品阶不高，反而有着莫大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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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也提及过没吕夷简的中书省效率低下】
这种庞大、混乱的管理体制被后来人称之为“冗官” 。偏偏赵宋出于弱化藩镇的目的，非但不能削减士大夫的名额，还需要对士大夫们进行各种拉拢，其中包括政策的便利。除了给士大夫们高额俸禄与补贴外，朝廷还会给士大夫的田产免税。须知宋朝的农业税极高，号称7倍于唐朝。士大夫们大部分读过儒家典籍，一般不会竭泽而渔，许多农民发现土地给士大夫后，自己所获反而更多。这样一来，士大夫凭借减税特权得到土地，农民也无需缴纳土地所有者的赋税，只需承担给士大夫的租子，双方达成短时间内的“共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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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宋朝的赋税大部用于军队，战力反而不如税收低的唐】
可是，土地一旦易主，农民就成为佃农，生杀予夺任由地主做主。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拥有土地的士大夫认为继续雇佣原主不划算时，他们便会被赶走，逐渐形成流民团体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根据记载，宋朝的农民起义数量为历代之最，进士数量也是历代之最，二者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士大夫对土地的兼并发展至宋仁宗时期，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根据《治平会计录》的记载，全国统计在册的土地有70%为士大夫们所有，不但影响朝廷的税收，也让宋朝的农民生计变得十分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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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义著称的宋仁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为此宋仁宗采取两套做法：1.改革城市商品经济，使得失地的农民不至于断绝生计；2.尽量减少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比如禁止地主对佃农家属的控制力，不允许地主对佃农子女的婚嫁指手画脚；3.禁止自耕农出售土地后，新主人雇佣原主人为佃农。分页标题
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宋朝农民的负担，可强干弱枝的政策却是宋仁宗无法更改的，也让宋朝的土地兼并状况不会有根本性好转。当然宋仁宗与其继任者的努力并非没有结果，有宋一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始终没有酿成类似黄巢起义般席卷全国的动乱，这也是社会给仁慈君王的一点回馈。
裙带、冗官与新政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兴起于隋朝，乃是隋文帝用于“取材”的手段。在一些人看来，科举是中国古人发明来疏通阶级的利器，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最近几年，在欧美部分学者的推崇下，这种言论越来越占据主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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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时常歌颂汉唐武功，却忽略了领兵将领不是外族便是世家】
事实上，一直到宋朝为止，真正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高级官员的人，基本都是世家子弟。所谓科举制度，其初始目的也并非为了疏通阶级。发明这套制度的隋文帝出身于鲜卑人统治的北朝，其本人虽未汉人，却具有鲜明的鲜卑人思维。作为北方来客，鲜卑人深知上位者的力量，来源于依附于他的下位者。杨坚敏锐地感觉到，汉人世家用于举荐人才的“察举制”会将推荐人与被推荐人绑定在一起，形成一套特有的人身依附制度。这种人身依附甚至高于臣子对君父的人身依附，即在某些条件下，被推荐的官员忠于举荐人高于忠于皇帝。这是集权帝王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科举制的初始目的很简单——将“知遇之恩”变为君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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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至今用“察举制” ，未见因此影响阶级流动本身】
经过五代十国的杀伐，原有的世家门阀已经十室九空，新生的官僚士大夫取代了原有的秩序成为国家的主人。可是，想要给儿孙更多遗产乃是人类天性，并非只有世家独有。为了拉拢士大夫们，宋朝开创“恩萌”制度，即官员的后代可以被允许入朝为官。范仲淹在请求改革时，就曾举例：一个人只要通过科举获得学士或以上级别的官职，不出二十年，他的兄弟子孙就会纷纷赴京就职，人数可以超过20人。这项政策极大地加剧了冗官之祸，也让阶级之间的壁垒变得更为坚实。
在这个大背景下，范仲淹请求“抑侥幸” ，即通过限制“恩萌”者的年龄与恩萌的范围，来变相舒缓冗官的压力。此举遭到广大士大夫阶级的激烈反对，一时之间，指责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为“朋党”的言辞尘嚣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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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党派” ，是实打实的贬义词】
须知，在古代， “党”相关的词汇通常都是贬义词，如“结党营私” 。因为，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大臣如果抱团，结成所谓党派，那么很容易团结起来抗拒皇权，这对“家天下”的伤害十分巨大。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十分警惕“朋党” 。
为此，欧阳修专门撰写《朋党论》献与宋仁宗。此文大致意思为：君子之间结党并非坏事，而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志同道合的君子才配有友人。“朋党”二字，朋字在先，而后有党，能善用这群志同道合的君子们，是圣明君主该做的事情。范仲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还举出他在边塞时的见闻，声称：善战的军人会自发团结在一起，怯战的懦夫也会自发地团结在一起。只不过他们的目的截然相反——一个为更好地杀敌报国，一个为抱团取暖，只求不被顶在最前线。所以，并非“朋党”本身有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组建“朋党”之人。只要组建朋党的人都是君子，那么朋党不会有任何危害。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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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范仲淹的逻辑很一致，也确实说在仁宗心上】
宋仁宗接受了这种说法，继续推行新政。奈何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放弃到手的利益，宋仁宗虽然很受爱戴，但他也无法撼动士大夫阶级，毕竟士大夫乃是赵宋得以“强干弱枝”的根基。如果士大夫阶级集体辞职抗议，那么宋朝的行政系统将陷入瘫痪，朝廷将会遭遇致命危机。思虑再三，宋仁宗只好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贬斥出京，庆历新政正式宣告失败。
结语
【『』《清平乐》的故事：庆历新政与失败的改革】回顾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改革，我们会发现这位以仁爱出名的帝皇在改革时也十分温和，确确实实是一位仁君。可是，就算再仁爱的皇帝，也会将自己的江山社稷放在第一位。宋朝的统治根基在士大夫阶级，这点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更改。宋仁宗十分仁慈，但这种仁慈在东亚的政治环境下，也可以解读为软弱。哪怕稍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反对者的言辞略微犀利一些，改革便宣告失败。由此可见，好的品质并不适用于每一个领域。在某些时候被评价为正面的东西，换一个场景，就会成为累赘和包袱。而这种矛盾的螺旋，也构成真正的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