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石舒清胡性能：小说的虚实和风格 | 访谈 |胡性能|作家|文

_本文原题：石舒清胡性能：小说的虚实和风格 | 访谈
访谈来自《西部》杂志
受访作家：石舒清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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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第一个问题是，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历史重述？
石舒清：
就我个人来说，因为平时喜欢收旧书，尤其喜欢收集文史资料方面的书籍，每每看到一些前尘旧影，心有所动，就有用小说的形式重述一下的冲动。历史是由无以数计的人的遭际和命运构成的，在历史的光亮中活动的人总的说来屈指可数，更多的人是在历史的边缘和暗面，或者看不清，或者就全然看不见。我的兴趣，就是打捞出暗影中的一些令我心动的人事来，稍加结构，写成小说。近两年来，我把这个作为一个新的写作方向，陆续也写了多篇。我希望能写出一种历史感和命运感来，希望能写出在无常的历史和莫测的命运中人的感情来。虽然好像不被看好，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始终是强烈的，信念也是笃定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没有与当代无关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讲，重述历史也是关注现实的另一种方式。而且着手写作以后会发现，历史确有其重述的必要，重述并非重复叙述，而是对既往人事的重新打量和深度体会。对写小说的人来说，重述历史的目的倒不在历史本身，而是在于这个历史中浮沉闪烁的人事。当我发现重述历史可以成为一个写作方向时，我好像面对了一个写作的富矿，就看写的能力如何了，写的资源是无穷尽的。
胡性能：
严格来说，历史只是一部虚构的大书，它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注定了我们无法再次重温与抵达。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格医生就曾感叹：“历史无法眼见，有如草叶生长的过程中，无人能目睹其成长。 ”所以历史常常只提供宏观的构架，比如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下来到今天，朝代的更迭大体是这样，而导致朝代更迭的原因，却公说公有理，所以历史不负责微观的真实。作为小说家，他关注的也许应该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历史的重述不是史实的重述，而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重温，是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下，个人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以及生命的种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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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从广义上说，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均可称之为非虚构文学创作。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理解这个时下较为流行的被称为“第四类写作”的非虚构文学？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
石舒清：
我留意到一些刊物像《人民文学》等，这几年给“非虚构文学”以相当的篇幅和位置，一些篇目，像《中国，少了一味药》、《温州小店生意经》、《上课记》等等，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阅读印象。老实说，拿到刊物，首先要看的，倒是“非虚构文学” 。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但肯定是有其原因的。是否我们的文学离实际生活太远了一些，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呼吁作家们重新逼近生活？是否我们的虚构能力弱化了，已不能虚构出令读者满意的作品？但无论如何，文学的虚构部分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不可以忽视的，是应该加以强调的。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阵容，以虚构为能事的小说家就占了大半，而其中以“非虚构文学”获奖的几无一人，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思的。然而究其实，纯粹的非虚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非虚构也只是相对而言。在非虚构文学中，也能看得出写作者的回忆能力、追想能力、描摹能力等，这些能力，严格说来，也是在虚构能力的范畴中。比如王小妮女士的《上课记》， “上课”在一个时段， “记”在一个时段， “记”只能是一种追记，不可能上课的同时便记的。追记的过程既是一个回到往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将既往人事捉来笔下，这得靠想象力的。可以这样说吧，没有一个虚构能力弱的作家却可以写出很好的非虚构文学来。分页标题
说到“虚”“实”关系，这不只是文学上的重要的命题，也许在一切领域里，这样的关系都是相当重要的，比如在军事里对虚实关系的重视程度就一定远胜过在文学里，人身的调补也是很重视虚实关系的。至于在文学中如何很好地处理这一对关系，这可是文字说不大清的。我的向往是，实尽量少，虚尽可能大，但这很小的一点“实”却是绝大部分虚空中的核心部分，是唯一的醒目处，是无穷尽的“虚”的前提，就像无尽的山路上一个依稀的人影那样，就像清澈的天宇里一颗孤星那样。事实也是，不论我们感受到的“实”有多少，围绕我们更多更大的还是“虚” 。好的艺术家就是把极为有限的“实”恰当地安排在无尽的“虚”里，使这一点“实”好像在绝大的“虚”里占据了一个永在的位置，而且使所有的“虚”成为这微末的“实”的陪衬者与服务者了。
胡性能：
我愿意这样来理解“非虚构文学”：“大历史”基本被固定了的写作。最近我阅读了据说是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之作《巴黎烧了吗？》，作者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采访人员，他们花了近三年时间收集材料，采访了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多人的亲身经历。这部书号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但我还是认为它只在大历史的层面上是真实的。当然，历史的大与小，是相对的。个人的经历往往都不可信，何况是个人经历在漫长时光之后的复述。这种事情我们经历得太多了，同一桩事情，事隔多年以后，共同的亲历者，却有了各自不同的表述。因此，这里的“虚”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文本的自由，以及在这种自由下，作家可能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实”则是想象的具体。作家只要不把自己当成严格的考据学家和历史学家，那么他的作品再怎样尊重大历史，他写出来的依然是“文学” 。而文学是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支撑的，比如具体的细节、气氛、感受和体验，只有把它写得可以信赖，我们在大历史真实前提下的虚拟文本，才站得住脚，才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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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诺贝尔文学奖给予莫言的褒奖之一是“魔幻现实主义” ，国内也兴起了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潮，两位老师如何理解这一独特的创作手法？
石舒清：
莫言的小说我是很喜欢的，尤其短篇，像《小说九段》、《大风》、《路遇》等，可谓绝品。莫言小说中魔幻的写法也是很吸引我的。但我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用这个法子写过小说。而且除了莫言等几个有数的作家，操此法写作者，就我看来，多类东施效颦，落得邯郸学步。说起反面的例子，比及正面的例子可是多多了。我于此也是有所思，我想，我之所以不用这样的好法子写作，并非我没有感到生活的诡谲和荒诞，这个我是时时感到了的，我感到了却无法用相应的方式写出来，只能证明我是不适合这种写法的，我是不具备用魔幻的笔法写小说的能力的。所以一种小说技法竟成为风潮，实际是不妙的。席卷到这个风潮里的，成功者寥寥可数，跌得鼻青脸肿南北莫辨者却可以随手抓出一大把来。
胡性能：
“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拉美文学的勃兴才有所耳闻的，可是我至今也不知其真谛。虽然我曾经阅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这两部作品被喻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曾为这两部作品丰沛而大胆的想象力所折服，但我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在一个创作出《封神演义》与《西游记》的国度，文化基因里并不缺“魔幻”的因子。《聊斋志异》以及明清时期大量的笔记小说，也有魔幻的影子。我觉得“魔幻”与“现实”的确是一对绝配，背离的两种东西放在一起，耐人寻味却又相得益彰。 “魔幻”为我们拓展了自由表达的空间，而“现实”又让我们不至于虚构得离谱。这有点像风筝，可以在高空自由地飞翔，但他之所以能够飞翔，很大程度竟然是因为束缚它的那根线，那根与现实大地联系紧密的线。没有了这根线，飞翔的风筝就会坠落。因此，魔幻的表达，也许更需要作家有更强的写实功夫来匹配。分页标题
《西部》：
石舒清老师的《清水里的刀子》获得过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胡性能老师的中篇小说也获得了“十月文学奖” 。两位老师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都可谓造诣高深。在当下这个长篇小说当道的时代，中短篇小说的现实处境就如“清水里的刀子” 。但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斯·门罗。你们如何看待短篇小说存在的价值？
石舒清：
作为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人，听到门罗获奖了，真是心里强烈地一动，想，又有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家可以供自己来学习了。很快就找来她的作品读，然而却读不出来深味。我是不太喜欢门罗的小说的，太过磨叽。虽然号称她是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是没办法的，强求不得的。比较于门罗，我倒是更喜欢加拿大的另两个短篇小说家阿特伍德和麦克劳德，尤其麦克劳德的写故乡人事的短篇小说，我喜欢极了。
说到短篇小说的价值，并不能说它本来没有什么价值，现在一个短篇小说作家获得了巨大肯定，它忽然地便有了价值。就我自己而言，只要我还有一份稳定的工资，哪怕短篇小说没有什么价值，我还是要乐此不疲地写下去的。
胡性能：
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我的确对长篇小说每年如此畸形的出版量感到吃惊。因为不仅写作需要体力，阅读也需要体力。前些日子，有人对德国、日本和中国人的年均阅读量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我们的阅读量并不乐观。事实上，即使是文学的忠实粉丝，一年的长篇阅读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但我们的长篇出版仍然是以每年几千部的速度消耗着纸张，这不得不让人吃惊。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对中短篇小说的习惯性阅读，是很难巩固起个人对长篇小说阅读兴趣的。当然，这很可能是囿于我个人的体验而得出的判断。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表达人性的幽微之处，没有什么文体比短篇小说更方便，那种不明晰的、短促的或者难以言传的人性体验和感受，其它文体难以抵达，短篇小说却能借助形象化的表达给予较为准确的传递。何况小说价值的大小并不取决于文字的长短。因此，只要我们人类依旧敏感，内心依旧丰富，短篇小说就会有着它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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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诗歌界有人对“西部诗歌”、“西部诗人”的提法是质疑的，认为这个提法遮蔽了具体的写作者，是批评界的偷懒行为，因为诗歌不是由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类型化的“西部小说”？请谈谈小说与地域（地域性）的关系。
石舒清：
肯定存在种种类型化的小说，比如我看日本小说，很容易就能感到某种共性，某种只有日本小说才有的气息和面貌。同理，看阿拉伯世界的小说，也是有此感觉的。这是大的方面的类型化，具体说到中国的西部小说，我认为这个类型化也是存在的，身在其中者未必察觉，置身事外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在苏童和余华看来，他们两个的文学面貌和作品气息是大不一样的，但给我们这些北方人看看，至少是可以把他们轻易地归结为同属南方作家，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是由许多方面决定的，地域、气候、文化背景等等，我们是同一块地上结出来的果子，怎么能没有共同点呢？关键在于，写作的时候，我们不必考虑这个东西，不必考虑我们是西部作家，我们写的是不是西部小说啊，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写作者会有这样的考虑，无论西部作家还是东部作家，都把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来写作就是了，至于写出来的作品是什么面貌，这不是你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出于自然而然，就像出自于同一块土地上的人说着共同的方言一样。无论什么方言，大体上都说着同样的内容。因此说，西部文学还是东部文学，其实并不是文学的要求，文学的要求一言以蔽之，就是写出好作品来。分页标题
胡性能：
【石舒清■石舒清胡性能：小说的虚实和风格 | 访谈】诗歌也许不由地域来划分，但诗歌却又很可能会打上地域的烙印。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这样的诗句就有着明显的西部特征。同样，对于小说写作来说，特殊的地域和文化，也一定会对作家的作品产生或明或暗的影响。作家的生活经历、体验，他想象时所依托的对象，都很可能与他生活的地域有关，而特定的地域，往往会在作家作品中露出端倪。北方的作家和南方的作家，东部的作家和西部的作家，甚至生活在大城市的作家与生活在小县城的作家，我们还是能够从他们的文字中发现一些地域印迹，甚至能够发现他们的文学气质的微妙差异。我倒不认为存在一种比较清晰的类型化的“西部小说” ，小说写作说到底，还是写人，写人性，写人的欢乐、痛苦、恐惧与挣扎，而人性是相通的，只是各人表现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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