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就干 ， 在几名同学、业界老师的帮助下 ， “CDC疾控人”很快开通 。 第一篇公开推文讲述了除夕之夜 ， 年云鹏和同事奔赴某传染病医院 ， 开展流调工作的亲身经历 。 随后 ， 他更是一遍遍科普疾控中心的工作内容 ， 向冲锋在疫情一线 ， 默默无闻的疾控人致敬 。
然而 ， 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性质 ， 决定了它“做得越好越不被看见”的局面 。
这也是让姚敏感到委屈的一个地方 。 在此次疫情中 ， 她所在院感科负责改进建筑布局、工作流程 ， 合理划分污染区、缓冲区和相对洁净区 ， 指导临床40余个病区设置隔离病房 ， 还要紧急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和工作制度 。 此外 ， 承担针对全院各级各类2000余员工的培训工作 ， 通过授课、网络课件学习和现场演示指导等方式 ， 让大家学会个人防护用品穿脱、强化环境清洁消毒、手卫生和人员管理相关知识 。 “几乎每天深入临床一线指导临床的感染防控工作 ， 确保医院的工作人员零感染和患者之间不发生交叉感染 。 ”
在平时 ， 院感科也承担了许多“无形”的工作 。 然而 ， 社会大众眼中 ， 这些付出似乎都未曾发生 。 姚敏告诉采访人员 ， 疫情还没有结束 ， 一篇十万加的自媒体“爆文” ， 就将院感科人员纳入医院“领导”行业 ， 质疑其补助领取资格 ， 认为“控感科 ， 只是布置布置任务 ， 发发文件而已” 。
上海市长宁区疾控中心医生许安阳对此感同身受 。 她所在的工作小组是应急小分队 ， 由各个部门抽调的人员组成 ， 主要负责收集样本 ， 如痰液、血液、鼻咽拭子等；对疑似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 摸排病例活动轨迹和密切接触者 ， 以便开展下一步的消杀工作和隔离管理等 ， 及时切断传播途径 。 平时 ， 许安阳所在的疾控中心也会处理一些小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 在进博会等大型活动期间 ， 承担一些医疗保障工作 。
“但对这些 ， 国人都不太熟悉 。 ”许安阳认为 ， 疾控部门的“存在感低”和群众接触少有关 。 “疾控没改革前叫防疫站 ， 那时候负责打各种幼儿疫苗、狂犬疫苗 ， 办健康证什么的 ， 跟群众接触得比较多；改革以后 ， 这些业务都下放到社区或者别的单位了 ， 疾控就没有什么跟百姓打交道的业务了 。 久而久之 ， 就变成了虚无缥缈的‘相关部门’ 。 ”
甘肃省陇南市某村80后村医王超也告诉采访人员 ， 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健康普查、慢性病随访、防疫接种工作 ， 但很多村民健康意识落后 ， 不把防病当回事 。 而自己是学习中医的 ， 并非公卫专业科班出身 ， 致使服务效果有限 ， 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
地位低 ， 难以满足社会应急管理需求和大众多元化健康需求
待遇差、不被社会关注 ， 只是这些80后、90后年轻公卫从业者感到“憋屈”的一个方面 。 更为重要的是 ， 在整个医疗体系建设中 ，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 没有处方权无法正常执业、发展空间局限、行政氛围浓厚……
“以‘预防为主’ ， 以‘基层为重点’一直是各项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 但是仅仅停留在决策者的意识中 ， 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政策体系 。 再加上医疗机构（包括部分社区医院）都以服务创收成为首选策略 ， 往往不重视公共卫生人员及其职能 。 ”作为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引进的区域内第一个预防医学本科生 ， 参加工作的10多年间 ， 马庆华深切感受到了基层公卫医师工资低、地位低所带来的“尴尬” 。
马庆华告诉采访人员 ， 大多地区 ， 社区（乡镇）医院公共卫生人员人力不够 ， 不少公卫医师需要同时兼任传防、免疫、慢病、预防接种等多项工作 ， 但其参与社区健康治理 ， 制定促进健康的行政手段 ， 管理和指导医院、学校及企事业单位做好公共卫生工作的督导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重视；包括公共卫生医师前去监督协调临床科室时 ， 也经常不被理睬 。
“去学校开办相关讲座 ， 大都是与校医接触；去村子调研 ， 只有村医能够提供帮助；去企业宣传健康知识 ， 更是不被搭理 。 ”马庆华说 ， 有时 ， 为了让工作更加扎实 ， 他不得不动用私人关系 ， 请一些行政部门领导提前“打招呼” 。
“在一些领导的观念中 ， 除了临床治疗之外 ， 其余的工作都是公共卫生人员承担 ， 造成医防职能不清 ， 从而导致全社会认为乡镇（社区）公共卫生工作是打杂的后勤人员 ， 甚至一些无医学背景的人员也进入乡镇（社区）公共卫生医师行列 。 ”马庆华说 。
然而 ， 相比于一些更加偏远的地区 ， 江苏地区的公卫工作已经遥遥领先 。 马庆华说 ， 2017年 ， 他曾在贵州省石阡县进行医疗援助 ， 发现受地理位置、环境影响 ， 这里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面临更多问题 ， “经费有限、人员有限 ， 困难更多 ， 压力更大 。 ”
马庆华坦言 ， 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动物防疫部门 ， 还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行使着行政和技术于一体的功能 ， 而一个人群防疫站在一个乡镇只是一个卫生院的科室 ， 不能给予一定的地位去行驶公共卫生权力 ， 职能是一个技术科室的功能 ， 很难发挥社区公共卫生的权力 ， 协调沟通指挥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受限 ， 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社区公共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
在此次疫情处置中 ， 年云鹏认为 ， 从疫情发现报告、流行病学调查、防控措施的提出与实施 ， 均未让疾控机构发挥主导作用 。 这与疾控机构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 各类法律、法规明确其机构职能定位是技术指导支撑 ， 没有行政管理和独立决策权有关 。
“比如疫情的网络直报系统的作用仅为内部参考 ， 对外公布和各级决策部门使用的数据均为卫健行政部门另设一套电话和表格报告系统 ， 浪费大量的行政和防治资源 ， 导致疾控机构的定位和大众对它的要求不匹配 ， 它的权力和它的职责不匹配 。 ”年云鹏说 。
就职于浙江某区级疾控中心医师周展豪（化名）对此也有同感 ， 他回忆在一次疾控部门的内部视频会议上 ， 某省疾控部门领导向上级提问：我们的职能范围到底是什么？哪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 ， 哪些是不需要做的？当时领导被问蒙了 ， 这个问题他们回答不了 ， 因为疾控中心无权拍板 ， 需要跟卫健委商量 。 “区疾控、市疾控、省疾控都被各自卫健委管着 ， 但是卫健委的领导很多不是学这块的 。 ”
马庆华直言 ， 在此次疫情的社区防控中 ， 乡镇公共卫生医师理应属于乡镇（社区）一级防控专家 ， 但在讨论会议和决策制定上 ， 没有话语权 。 而在制定政策上 ， 地方部分领导缺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知识和能力 ， 缺乏大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专业意识 ， 决策制定上偏于政治保守 ， 不遵循科学治理 。 还有些地方干部包括医院领导层公共卫生概念模糊 ， 应急指挥能力缺乏 ， 以至管理方向把控有点偏移 ， 不利于疫情防控“时间窗”的争取 。

稿源：(中国青年报)

【】网址：/a/2020/0417/010news259850.html

标题：【三低】一线青年公卫人“三低”困境亟待解决(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