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真的看了蒋介石日记后痛哭悔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提议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关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某些基本问题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他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是自西安事变至蒋介石去世，蒋介石都一直隐瞒自己获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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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言，当年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写的日记后痛哭流涕，悔恨自己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事是真的吗？
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时，他就为来日一旦被释放酝酿了一个保全面子的说辞，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手签字据而只留下口头保证的原因。蒋介石在回到南京后即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说在西安期间他随身所带的日记和公文等"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 ， "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 。于是，这样的说法随即被宣传开来：蒋介石之所以获释返回南京是因为14日张学良、杨虎城看了他的日记后，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国计划，被他的"伟大人格"感动， "勇于改过"的结果。
这算是首次披露张学良"看日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14日晚8时，张学良还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了公开讲话，张学良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 ， "希望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 。由此看来，张学良的早晚言行判若两人。这个"看日记"以至于"愧悔"之说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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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充斥着这个"看日记"的说法。例如，当时在上海发行的、畅销海内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惠尔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在答复（张学良）有关对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蒋委员长把他的日记拿给张学良，从这本日记中，张学良第一次获知委员长内心最深处对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对统一全国，准备与日本摊牌的努力。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记中的一段祈祷文，印象尤其深刻。这段祈祷文是蒋委员长祷告能有十年时间，让他为国家准备一战。这段祈祷文是五年前写的。 "
这段回忆很值得回味。蒋介石把日记拿给张学良看的，那么也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日记在张学良看到前，蒋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可以写到五年前。而这个"五年"时间点的设立，是很有考量的。因为谁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对日本采取的政策是妥协退让，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这样看来， "日记抗战"的说法是相当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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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共两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翔实的叙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变见证人之一的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的张、杨看日记后受感动，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蒋介石对此文很恼火，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一面启用已被他长期软禁的张学良。分页标题
1956年12月20日，蒋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加以驳斥。张于是在题为《概中国文人之无行》的文章中写道："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 ……此人真不知羞耻者。 ""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 "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出面斡旋，由张出资6100美金封口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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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20日，蒋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加以驳斥。张于是在题为《概中国文人之无行》的文章中写道："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 ……此人真不知羞耻者。 ""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 "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出面斡旋，由张出资6100美金封口了结。
后来史学界此事的看法有了基本共识，即认为"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日记作为史料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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