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毅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访的护士 ， 只有26岁 ， 原本是在武汉市的一家非定点医院工作 ， 是第一批报名援助红会医院的8位医护人员之一 ， 在看护病人的过程中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
这位护士的症状较轻 ， 但她还有一个姐姐 ， 也是身处抗疫一线的护士 ， 父母都住在乡下 。 她对自己的病情并不感到焦虑 ， 但一直担心姐姐也感染病毒 ， 导致胸闷和失眠等一系列症状 。
跟周围的同事和家人表露自己的内心 ， 对于这些医护人员来说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在这种情况下 ， 从外省过来的心理医生给了他们一个恰当的情感出口 。
在伍毅看来 ， 常常是认知出现了偏差 ， 导致了情绪问题的出现 ， 需要找到宣泄的方式 。 “有些人找不到发泄的出口 。 如果能获得社会的支持 ， 患者的心理问题就会少 。 ”伍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随着外地医疗队的陆续增援 ， 本地医护人员的压力得到了缓解 ， 而康复患者的心理需求迅速增加 。 伍毅曾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老人 ， 当时刚刚经历了生死劫 ， 从重症转为轻症 ， 最后得以康复 。 他的老伴已经走了八九年 ， 留下两个女儿 ， 他跟大女儿住在一起 。 生病之后 ， 为防止传染 ， 家属无法陪护 。
这位老人心里很矛盾 ， 一方面担心女儿们可能感染 ， 另一方面又觉得她们不来看望自己 ， 不再关心他了 ， 等他毛病好了 ， 出院之后该怎么办 ， 会不会增加她们的负担 ， 是不是之后就抛弃自己了 ， 如此等等 。
在康复驿站隔离期满后 ， 恢复健康的患者们仍然需要面临着社会关系与心灵的重建 。 有人从头到尾一直觉得自己没病 ， 也有人在康复之后仍然感觉身体有问题 ， 说是病毒已经扩散到全身每一个器官 。 除此之外 ， 也有康复患者担心自己会受到社区居民的歧视 。
跟肖冬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朋友曾经向她咨询 ， 描述了自己的苦恼 。 朋友的婆婆感染了新冠肺炎 ， 已经康复 ， 回到家里 。 她走在小区里 ， 看到墙上贴着的疫情告示写着自己所在的楼栋和单元 ， 心里有些难受 。 曾经认识的人偶尔碰见了 ， 无论有意或是无意 ， 总觉得对方在躲着自己 。
对于长动中心这样的社区医院 ， 专门负责心理咨询的医务人员有限 ， 只有一位 。 除此之外 ， 就是社区里的志愿者 ， 也不是专业出身 。 近日 ， 上级部门要求所有社区医院上报一个名额 ， 作为心理“专干” ， 有机会得到集中的培训 。 肖冬觉得 ， 康复患者的心理问题正在得到外界的重视 ， 这对于武汉真正的恢复 ， 将会是很大的帮助 。
(文中周凯、刘娜、李玲、杨琪、王丽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2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叶攀】

稿源：(中国新闻周刊)

【】网址：/a/2020/0403/010news249349.html

标题：影像学检查■见证武汉复苏：除了拌一碗热干面，还要过康复路上的心理关(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