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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从制作到上映 , 需要经过多少道工序?
哪怕是资深的影迷 , 也不一定能够回答准确 。 平时关于电影的宣传报道中 , 受瞩目的多是演员或导演 。 许多幕后人员 , 比如摄影师、拟音师、特效团队、美术师、配音演员等 , 很少被提及 。 他们更多是存在于电影开篇或电影放映结束后一闪而过的字幕中 , 默默无闻 。
电影从来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 , 默默无闻并不代表不重要 。 纪录片《我在中国做电影》就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电影的幕后英雄——7位代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水准的优秀电影人:叶锦添(美术)、曹郁(摄影)、赵楠(音效)、阿杰(配音)、丁燕来(特效)、魏明(特效)和周逸夫(特效) 。 通过他们的讲述 , 为观众呈现干货满满的行业内幕 , 也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一部部电影是怎样诞生的 。 因此 , 《我在中国做电影》既是电影人给电影的一封情书 , 也是一堂宝贵的电影教学课 。
《我在中国做电影》的主语是“我” , 是一个又一个的“电影人” 。 这个说法 , 或许会让人联想到那部爆款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 两者不仅句式相似 , 而且传递着相似的工匠精神 。
如果此前观众困惑于 , 为什么有些电影的摄影美轮美奂 , 有些电影的摄影粗糙直白;为什么有些电影的音效让人身临其境 , 有些电影的音效让人“出戏” , 那么 , 纪录片中的这些行业领军者会让你找到答案 。
差距就在于工匠精神上 。 曹郁回忆在担任《妖猫传》摄影师时 , 为了还原出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效果 , 他们点了几十根蜡烛放在演员脸部周围 , 用LED灯带突显面部光泽 , 再加上一种名叫Dedolight(特图利)的灯打在眼睛部分 , 以多种光源的协作产生一种有层次的光效 。 即使这样还是不够 , 为了“百媚生”的流光溢彩 , 摄影师还手动控制电子调光台 , 让光流动起来;赵楠担任录音师的电影《影》中 , 雨贯穿始终 , 为此团队搜集了上千种下雨的素材 。 为制作利剑刺穿肺部的拟音 , 团队通过仔细分析生理结构 , 利用鱼鳔模仿肺部达成最终的效果;电影《邪不压正》里经常出现的北京城全貌 , 均由特效制作而成 , 每一条路的走向、每一个城楼的高度 , 都精确还原……在这些观众可能不甚留意的细节上精益求精 , 正是一部优秀电影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不可或缺的部分 。 经典 , 离不开无数匠人的努力 。
从某种角度来说 , 《我在中国做电影》里的“工匠精神”呼唤的是中国电影的工业化 。 “电影既是具有独特审美的艺术作品 , 也是高标准、高技术、高规格的工业产品 。 工业化由此被视为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经之路 。 ”
北京联盟小编注意到对电影生产各个环节的重视 , 保证每一个环节均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 让每一个成品都能达到基本的合格水平 , 就是工业化思维的体现 。 电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帆曾提到 , 想批量化生产 , 得先理解工业化的底层逻辑 , 那就是要标准化 , 要可量化 , 之后才能被分配 , 被分配才能分工 , 分了工才能够提高效率 。
中国电影工业化之路上的一道槛 , 就是专业化人才不足 。 此前冯小刚、成龙、张国立等业内人士就联合呼吁 , 建立中国影视工业的“蓝翔技校” 。 不少影视剧组里的幕后工作人员非科班出身 , 他们可能是来自同一个村、同一个乡 , 一个带一个进入行业 , 有时就把幕后工作当作“体力活”来理解与落实 。 有人曾这样举例说道 , 中国很多摄影师能拍出一道明亮的灯光 , 然而拍不出一道“暧昧”的灯光 。 前者只是把摄影当作举着摄像机的工作 , 后者则是具有审美和创造力的创作 。 如曹郁说 , 他会将自己所欣赏的绘画作品、音乐融入摄影里 , 让镜头不仅具有审美性 , 还具有思想性 。 不同分工的电影人 , 怀着“匠心”把自己的专业研究透彻、将自己的幕后工作专业地表现出来 , 才能使得电影艺术的表达更为全面 。
《我在中国做电影》关注电影背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 关注摄影、拟音、特效、美术、配音等每一道工序的运行规律 , 它也是电影工业化思维的一个具象呈现 , 为中国电影的幕后工作树立了某种标杆 。
从易 【我在中国做电影@《我在中国做电影》,不只是电影人给电影的一封情书】【编辑:田博群】
稿源:(解放日报)
【】网址:/a/2020/0402/010news248138.html
标题:我在中国做电影@《我在中国做电影》,不只是电影人给电影的一封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