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德作怪多,真要复古,殉夫才是至高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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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德作怪多,真要复古,殉夫才是至高荣耀

女德作怪多,真要复古,殉夫才是至高荣耀

所有这一切都和人品无关,因为缺乏对这个世界的正知见,他们在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一直是在以身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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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创办人邵飘萍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之后,上海《申报》曾刊发过一篇简讯,称他的夫人5月2日晚在“法国医院吞金殉夫。”这个消息可能不确,或许确曾有自杀的举措,但终归并未因此殉命。

  

当时因丈夫去世,多有妻子“殉夫”的案例发生,情况不一,并不总是出于贞烈理念的牵引。譬如1927年4月5日,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胶东护军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及卫队长马文龙二人,被张宗昌部下枪毙,公开的理由是他们三月间在上海“贻误戎机”。毕庶澄死后,他的大夫人服毒自尽,三夫人亦“自缢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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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毕庶澄死后,他的母亲公开发电文给张宗昌和褚玉璞,称“子叛有据,死有余辜,本人已不认其为子矣。”就知当时局面险峻,所谓“殉夫”恐怕更多是情势所逼迫使然。

  

另一个殉情故事,看起来更和贞烈的理念相关。上海的水烟商于钰桂和朋友携款前往甘肃经营水烟生意。两人打算乘轮出发至汉口,转道河南,再搭陇海线至甘肃。但在郑州车站,于钰桂不知因何被火车碾断右腿,被送入医院后,亦因受伤过重而毙命。于钰桂的妻子在上海福佑路的家中得悉死讯,顿时昏去。一刻钟后才经人救醒。

  

当时的媒体报道:“于妻性坚,吞金圈两只觅死。有于父得知,即送医院救治,未知性命可保否?”

  

曾任浙江定海县知事(县长)的陶在东,还写过一篇文章,称他的朋友临榆王柏林从军旅病休后,年已花甲,性情刚廉,他世代单传,一个人要同时继承两家宗祧。他与妻子袁氏生有一子,名宝诚,弱冠美才,1924年春天突然病逝。宝诚的老婆侯氏,出身农家女,因丈夫病逝而几次自杀,都被人救了回来。亲友以长辈需要照顾为名要她活下来,她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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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到了八月,王柏林也病殁了。在给王柏林送殡之后,侯氏与婆婆袁氏返回寓所,沐浴更衣,先后服下预备好的毒药自尽。等到家人察觉,已施救无效,过了四日,她们也去了黄泉。这变成了婆媳共同“殉夫”的事件。在两人殉夫之后,亲友处理后事,发现她们的衣钏摆放得从容井井,显然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殉夫事件之后,王柏林的老首长济阳督帅也亲临丧事,并令当地县知事按例对此进行褒扬。陶在东为此写了一副挽联:双烈一门,就义从容,巾帼光荣真学问;四棺两地,遭家多难,道途雪涕况亲朋。



02

民国已经十几年了,“殉夫”这种行为仍然可以得到政府的褒扬。陶在东在浙江也算一个闻人,他和上海大亨虞洽卿、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甚为交好,1931曾在《申报》发文《慰徐志摩之父申如君》《虞洽卿君旅沪五十周年纪念赠诗四首》等。

  

作家周瘦鹃在《陶令尺牍》一文中说:“吾友陶在东先生,宰浙江杭县,有儒吏称。”他说陶在东亲民,被作为例子举出来的是:陶在东在水灾来临之际,抢险赈济特别给力,所以卸任九个月后,沿江各乡绅民还特别推举二十余人去他家里表达感激之情。

  

陶在东的确是儒吏,他尊奉儒教伦理,同时信仰佛教。当时贯穿儒佛道三教的印光法师是他的偶像。我们可以看到,陶在东鼓吹《三字经》,成立监狱感化会宣讲儒教与佛法,还与会稽道尹黄涵之一道将印光法师的道行事迹呈报政府,以题赐“悟彻圆明”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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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师是“女德”的大力倡导者,也可以说是近代佛教倡导女德的第一人。前些天丁璇引发轩然大波的女德理念,实际上多可以溯源到印光法师这里。

  

虽然现在不太敢这么提了,但女德的内在逻辑指向仍很清晰。如果说印光法师曾经阻止过女医生殉夫,但那更多是因为她有需要赡养的人口,不能“致多数人失养”。印光法师所推崇倡导的诸多经典,多在鼓励别人这样做。佛教在此颇为矛盾,一方面反对自杀,另一方面又对燃指、舍身喂虎等赞不绝口,一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却奇异地投“殉夫”以青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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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8日在南京发生的殉夫案例,更具典型性。该烈妇姓于,名鼎贞,字淑芳,年二十有七,直隶宁河县人,受过现代教育,毕业于县立女校。她同宁河的张彭贤结婚,为其继配。张彭贤毕业于北大文科,在交通部任职,以简任职分发安徽。江苏都督齐燮元器其才,将其延揽过来任咨议。彭贤在南京游历时,卧病不起,回到宁河后,于鼎贞照顾他,“昼夜衣不解带者六十余日”,并剜臂肉炖汤喂食他。但张彭贤到底还是死了,停棺万寿寺。于鼎贞凭棺恸哭。而后服药自尽,家人医救莫及。

  

于鼎贞是张彭贤的继室,张的前妻遗有子女各二人,她均抚之如己出,事舅姑也孝顺。殉夫前她遗书舅姑及其家属,谆谆以未能终养引为己罪,她还部署家事,告诫子女细微备至。殉夫前一日,她特地找人给自己照了张相,当时因剜臂而包裹伤口的纱布还没有解开。

  

于鼎贞有令人敬佩之处,但可悲之处亦在此,她成了“女德”教育的牺牲品。从剜肉疗伤到殉夫,她的遗书告诉我们,她深陷这种非人化教育,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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剜肉给亲人吃,最早来自中医“以人为药”的传统。如《新唐书·孝友列传》称:“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父母疾,多割股肉而进”。这个中医传统和佛教舍身供养的说教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土“割股疗亲”陋习绵延不绝的来源。如果将“二十四孝”中的“割肉疗亲”和“卧冰求鲤”等结合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这一行为更被看重的其实是其背后支撑的心念。发展到最后,人肉本身的药用色彩相对淡化,而更强调剜肉割股的至诚心感天动地,从而引发的灵感起到医疗效用,这和中医的巫术底蕴也暗通款曲。

殉夫则更为复杂。虽有舍身的感天动地意涵,但更多则与妇女的贞节联系在一起。一女不事二夫,但与其守寡终身,不如殉夫同赴黄泉来得节烈。

于鼎贞是知识女性,但她真诚地相信剜臂肉炖汤可以医治亲人的病苦,她也相信殉夫代表了一种崇高的人格与伦理。比她更为精英的陶在东,一生热衷慈善,他也将对贞节牌坊的鼓吹列入积德行善之列。所有这一切都和人品无关,因为缺乏对这个世界的正知见,他们在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一直是在以身作恶。

那些女德的倡导者,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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