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发达地区,江浙婚礼红包为什么远大于广东?| 沸腾

同为发达地区,江浙婚礼红包为什么远大于广东?| 沸腾


广东红包重在“讨彩头”、强化宗族关系,江浙红包重互助、好攀比。

同为发达地区,江浙婚礼红包为什么远大于广东?| 沸腾

▲全国红包地图,图片来自扬子晚报。



文 |  王秀宁

 

据说,水涨船高的婚礼“红包”已经成为压在不少年轻人心头的一座大山。

 

有好事的媒体统计了各省婚礼红包的平均金额,长三角包邮区上海、浙江、江苏分别是1000、1000和800的水准,恐惧指数不出所料位于高位,另一个经济发达区域广东的数额只有100,恐惧指数低得令许多人不敢相信。

 

问题来了,这两个中国经济发达程度差不多的地区,为什么在红包数额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作为生活在岭南的江南人,我有过跨地区、跨文化的生活阅历,通过与两个地区身边朋友的交流,试图找出两个地区红包文化分野的原因。

广东红包“讲彩头”,江浙红包重互助

 

在讨论婚礼红包之前,私以为不能仅仅将目光盯在婚礼红包上,而是要把婚礼红包置于两地人际关系交往的法则中来看待。

 

事实上,除了婚礼红包,两个地区在春节红包上也有明显差异。

 

广东地区(主要以珠三角广府文化影响范畴)以是否结婚为区别,但凡没有结婚的,都可以拿红包。红包辐射的范围不仅仅是亲戚朋友的孩子,还包括邻居、保安、街坊等人。

 

当然了,红包的数额也很小,早年多为1元、2元,近年来以5元、10元居多。我所在的单位,每年春节节后上班,老总给的是50元,已算豪气。

 

相比之下,江浙地区的红包辐射范围较小,主要是至亲、好友,数额上也大了许多。在农村,一二百元是起点,而在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六百八百的一点都不让人惊奇。因此,江浙地方的年轻人不仅恐惧同学朋友密集结婚,也恐惧过年,二者的红包支出都是一大笔开销。

 

就婚礼红包而言,存在的社会功能大抵可以归为三类:情感、互助和攀比。在不同地区、阶层和关系圈,三者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别。广东地区的红包主要是情感为主,讨个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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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新京报。

比如在广东,婚礼红包金额小不说,经常还会被回礼,有些甚至把红包折个角又直接反还给宾客。

 

陈志武认为传统社会婚丧嫁娶中的“份子钱”,实际上存在互助意义,拥有“众筹”的金融功能。这一点在广东地区肯定存在,但相对而言,江浙婚宴中这一功能更强。

 

我参加两地婚礼的的观察显示,江浙的婚礼总体更铺张一些。对于举办婚礼的人家来说,攀比的心理非常重,但在实际层面,又希望婚礼收到的红包可以尽可能抵消掉开支。

 

广东务实,江浙更重面子

 

在讨论两地婚礼红包文化上的区别时,很多人都会提到广东人普遍更为务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奢侈品消费上,广州的消费力进不了全国前十,远远不及第三位的杭州,甚至也比不过沈阳、青岛等城市。

 

以2013年的梅赛德斯奔驰消费数据为例:奔驰在全球销售的S级轿车中,有一半是在中国;而中国市场1/6的销量又出自浙江,也就是说浙江的消费者购买了当年全球1/12的奔驰S级轿车。

 

反观广东,有钱人开价格三十万以内的车很普遍。除了车子,他们对穿着的讲究,男士对香烟价格的要求,都远远不如江浙。

 

在我印象中,浙江县城的一个普通科长或一个高中老师,抽45甚至75的中华不稀奇,广东一个厅长或老板,8块的中南海也很正常。

 

不过,有一点是例外,在吃上面,广东人普遍更愿意花钱、花时间,他们对吃的讲究超出了江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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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新京报。

造成上述文化的原因,存在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过,两地在社会关系网络层面,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

 

广东意在强化宗族关系,江浙攀比味浓

 

在珠三角,炫富并非没有,但经常是组团式出现,例如xx村大摆宴席,2万人一同吃流水席等等。不管是征地拆迁暴富,还是集体经济分红,广东民众擅长抱团炫富。这里的抱团单位,主要是宗族。

 

从宗族走出去的牛人、富人,要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主要指标是反馈宗族的表现。比如给家乡建祠堂、办养老院、建学校,这会给社会精英带来满足感。

 

在婚礼场合上,财富精英即便大摆宴席,这也是一种对乡里乡亲的反馈,而不仅仅是炫富,成本由自己负担。

 

但在江浙,传统的宗族消亡之后,在八十年代之后也并无明显复兴,财富精英在获得社会好评时,更依赖物质攀比。

 

由于缺乏更密切的宗族联系,个体在付出高昂婚宴成本时,既希望获得别人赞许,又不希望由自己来担负大部分成本。

 

所以,婚礼这样的场合,在广东的主要功能是强化宗族关系,但在江浙进行社会攀比的意味更重。

 

值得指出的是,一旦攀比承担了收割社会好评的作用,整个游戏规则就会改变。即使大部分人并不想攀比,但因为已经被动付出了高额份子钱,所以也不得不卷入这样的“攀比锦标赛”。

 

最后,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吞噬着熟人社会,宗族的存留形式也成为一个难题。不过,作为一种力量强悍的文化因子,宗族对社会习俗的塑造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甚至得以塑造出一个“新传统”。

 

而这样的新传统,本身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和社会网络特性的,只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变成了一个单独需要面对的难题。

编辑:新吾   实习生:纯洁  大雄   校对: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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