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儒家文化及其未来儒家的“三纲五常”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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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只是一组经济工具，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它背后的逻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全新视角。

儒家的“三纲五常”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格局。那”三纲五常“是怎么做资源配置的？

”作者：陈志武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经济学)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里发挥过积极作用，减少了中国人对生老病残的担忧，使人们生活得更踏实。当然，在理解上，存在许多虚虚实实的地方。比如，“儒家文化”到底包括什么？哪些是儒家有别于其它文化体系的核心？

以往，人们倾向于把几乎所有汉族人说过的、写过的都装入“儒家”，但这显然是一种错觉，因为有些话题是超越文化的，而且各文化体系间有许多价值是共同的，不是儒家所特有的。就以“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例，这通常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但这些只是儒家才有的价值理念吗？其实，任何文化与宗教都强调这些价值，不是儒家特有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社会，不管肤色种族，如果它要生存下去，其成员之间必然要强调“仁义礼智信”，否则那个社会难以持续。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显然都强调这些价值，都是其教徒要牢记和遵守的，而且还往往不只是说说，还在许多具体行动中得到安排体现。所以，善良、守信、讲礼、讲理都不是儒家特有的，而儒家所特有的主张重点体现在“三纲”以及相应延伸出的名分等级秩序上，包括由此延伸出的“孝道”、“中庸”、“顺从”等行为原则，这些才是儒家有别于其它文化的核心。

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决定了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资源配置方式、收入与消费分配方式，也勘定了中国人过去的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简单地讲，首先，在劳动安排上，是晚辈多干，名分低的要抢着苦干大干，年长的、名分高的可以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必干。产出的果实先由长者、高名分者拿，餐桌上长者、高名分者拿筷子先吃，家里的房子和衣物也先由长者挑选，吃剩的、用剩的、选剩的再由晚辈去享受。而如果出现一些资源不知道怎么分配或者在分配过程中发生争执，那么，就由长者、最高名分者去决定，其他人只能从命。实际上，子是父的财产，妻是夫的财产，在明清等各时期，父打死子、夫打死妻往往不会上刑，属于财产拥有方对私有产权的处置，其它财产与收入的配置权掌握在谁手中都以此推出。“孝道”、“顺从”和“中庸”等等派生伦理规则，则是为了保证基于名分等级秩序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顺利进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服”，减少争吵，降低这些隐形交易安排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

儒家这套体系跟基于货币化交易的市场体系形成鲜明对照。在市场安排中，劳动力配置是基于货币化报酬，哪里薪酬多就到哪里干，报酬多就多干甚至也愿意苦干，报酬少就少干！而在其它资源的配置中，则是基于谁出的价格最高来确定。生产出的苹果，不是先由长辈吃或先由丈夫吃，而是根据各方出的价格高低决定苹果怎么分配；住房也一样，出高价者先得、多得；土地资本也依此原则确定，看谁带来的回报（价格）最高。——我知道，不只是儒家人看到这种分配方式的描述会很不自在，而且天主教人、伊斯兰教人看到也不会喜欢，因为他们都会认为这种市场化安排太看重“利”、太“冷冰冰”、太“缺乏人情味”！天下皆兄弟，怎么可以只认利益呢？

就这样，虽然过去两千多年里基于“义”、基于“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的儒家安排要求每个人牺牲自己的自由与权利，但还是在“牺牲自由权利”与“冷冰冰货币化”之间，前者胜出。尤其是，在过去的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条件下，市场难以发展太多，而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又每个人一出生就决定了的、终生难改的，这大大增加了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确定性，也因此增加了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安全感。

过去支持儒家体系的基础也包括土地制度以及文化载体。

首先，土地、房产以及家族里的其它资产都掌控在最长者的手里，这个支配体系具体保证了“不听话”、“不孝顺”的晚辈会受到惩罚，所以，遵守“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是非常实际的利益所在。

其次，原来的科举考试都以儒家经典为主，学好、讲好、考好儒家经典即能升官发财，这也是非常实际的激励安排，确保儒家文化受到社会精英的重视。

再者，从宋朝开始，在朱熹的推动下，普通老百姓家里都要修家谱、建家祠家庙，并每年按规定有几次正式的祭祖拜祖的仪式，这些具体的儒家文化载体和仪式一改原来只是口头传教的传统，使儒家价值主张更显性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到1940年代民国学者潘光丹对当时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进行的调查中，有60%多的学生能说出曾祖父的名字！朱熹对儒家的贡献是显然的。

可是，到今天，土地不再是私有，曾祖父、祖父不再掌控家族的资源，对晚辈的掌控力当然不再。科举考试应该结束，而且也在晚晴结束。家祠家庙难以恢复到当年的威力。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也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在哪里出生不再决定我们在哪里生活、工作，一家人在各个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国家生活，一个族里的人在不同地方生活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些新局面下，即使想要恢复儒家配置资源的体系，也不太可能，市场配置资源是中国社会的实际选择，也是最终解放个人、促长个人自由的一种安排。

在关于改革的过往讨论中，一般是只把市场与政府相对开来，认为配置资源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是市场，要么是政府。但，这是对人类社会里资源、收入配置方式的狭义理解。历史上，虽然政府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就介入盐铁等经济事务中，但要到近代尤其是19世纪后期，政府才在更广泛的资源配置中起重要甚至主导作用。那么，19世纪之前人类社会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吗？不是的。正如上面所说，之前的资源配置其实主要靠文化价值体系亦即伦理道德，在中国是靠基于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的伦理道德。由于过去的人类社会方方面面资源配置都是基于伦理道德秩序，过去的中国以及其它社会都需要强化道德驯化、强调道德秩序，那不能乱，否则社会就乱套了、散架了！历史上，资源配置不是基于货币、不是基于市场交易，也不是基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这些年的市场化改革，与其说是相对于政府权力配置资源的改革，还不如说是相对于在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秩序中维持两千多年的儒家秩序的改革，后一种改革远远更具历史意义。

本文来源：经济学家圈

2017.11.3，陈志武教授将做客“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带来主题为《金融视角下的历史与文化》的精彩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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