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方请客基民买单，明星分析师身价倍增竟是如此逻辑！怪不得时下券商中国微信公众号：quanshangcn"

第121期—程大爷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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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银行特约栏目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2017开学典礼上对新生致辞时指出，教育的目标是确保学生能辨别“有人在胡说八道”。

校长大人可能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大怪象：有人就是靠“胡说八道”获得了世俗意义的“成功”，赚足了眼球与名利。

没有人能阻止别人“胡说八道”的权利，但是，培养自己的辨别能力还是很有必要，这样可以让你在生活中少干点傻事。

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哈佛，竟然要强调“辨别”的意义，是否说明辨别能力的缺失，是一个全球问题？

未来打败分析师或许并非AI而是网红

拜“辨别能力普遍缺失”所赐，在一个辛苦研究大半年，不如网红三分钟的时代，很多人为知识付费、为严肃认真的研究成果付费锱铢必较，而为网红买单则一掷千金。

面对如此“大趋势”，崇尚“顺势而为”的卖方研究也不淡定了，应对策略是：要么把自己搞成网红，要么请一个网红来做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还真有一位惯于“胡说八道”的财经圈网红被一家券商聘为首席了，看起来券商在网红身上还是舍得砸钱的。

假如给“胡说八道”搞一个奥斯卡评奖，证券行业中的那些网红分析师，拿下影帝影后应该不费吹灰之力。

未来打败证券分析师的不一定是AI，没准是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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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在证券市场，要辨别谁在“胡说八道”并非难事。投资的逻辑很重要，预测的结果很重要，但是，这些都不如“准确预测的持续性”重要，你要是经常正确才是水平，偶尔正确啥都不是，时间才是辨别胡说八道的试金石。

始终如一地缺失辨别能力的投资者固然多如繁星，明明有辨别能力却故意“装睡”的基金管理人也不在少数。

这样看来，分析师拼命往网红的方向靠，既是一招搂钱技巧，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股票市场中的网红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大众网红。

粉丝以散户为主。这些网红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或花言巧语，或危言耸听，或装疯卖傻，或娱乐股民，或以散户利益代言人自居，他们赚到的钱主要来源于自媒体打赏、讲课费、卖软件或者会员费，除非特别红的大牛，绝大部分赚的只是小钱。

第二类是机构网红。

粉丝主要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保险与银行的资管部门等。以机构为目标的网红，主要是来自大小卖方研究机构的策略分析师与行业分析师，他们赚取的“打赏”大头来自买方的分仓，知名度越高，言语越出格，服务越是细致周到，“打赏”就越是慷慨。由于机构的关照，往往会“捧红”一批卖方分析师，这些名为大牌实为网红的分析师，收入可以是普通分析师的10倍以上。

这两类网红的差别在于：给第一类网红分析师“打赏”的粉丝多是自掏腰包，而给第二类分析师“打赏”的粉丝，多数掏的是别人的腰包。

卖方研究早已从研究驱动转向营销驱动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每年的分析师“奥斯卡”评选拉票季，卖方分析师必定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在这个榜上抢得一席之地。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是，有些卖方分析师一年中一半的时间在忙着拉票，另一半时间忙着拉分仓，研究反而变成课外活动了。

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某分析师评选活动被誉为卖方研究的“奥斯卡”，也人说这不过是证券行业的一次“海天盛筵”，还有人说，这是财富名利场上的交际花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泳装比赛。

昨天下午开车时听央广经济之声，解盘的股评家把这周大盘缩量盘整的原因归结于卖方分析师都在忙着“奥斯卡”拉票，没人发研究报告了。于是，有股民抱怨，分析师们完全不顾市场的死活，职业道德还要不要？

不管怎样定义这类“奥斯卡”评选活动，说明它与卖方分析师的名利有太大的干系，大到可以奋不顾身，可以斯文扫地。

金榜题名，意味着黄金万两；名落孙山，则职位堪忧。所以，大家都打破头也要往榜上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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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卖方研究早已不是研究驱动，而是营销驱动。

“奥斯卡”分析师评比上榜与否，跟研究能力当然不能划上等号，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团队的勾兑能力。工夫在诗外呀。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些高大上的研究机构，在招聘助理分析师（实际上就是销售人员）的时候，明确提出学校、专业、从业经验都不限，唯一的条件就是要颜值高。

因为她们目标明确，搞掂买方，多拿派点，多拿分仓，看在钱的份上，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奥斯卡”评比活动对于卖方分析师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把卖方分析师的薪酬分成了三六九等，从此以后，卖方分析师就分成了“奥斯卡”上榜分析师与“奥斯卡”落榜分析师，薪酬甚至可以相差10倍以上；

二是不断抬高上榜卖方分析师跳槽的“转会身价”，一旦上榜，意味着竞价跳槽比赛的开始，从百万年薪到数百万甚至于上千万年薪，只要有人看上，薪酬就随时可以翻几番。

多年来，在券商的业务范围中，研究咨询业务一直是与经纪、投行、资管、直投、自营并驾齐驱的几大业务板块之一。但是，从对券商收入贡献来看，大多数券商的研究部门本身就是一个赚吆喝的面子工程。

就算是几家影响力较大的卖方研究机构，单靠卖研究报告也很难卖出一个好价钱，更不用说那些小型券商了。

既然研究产品本身卖不出价钱来，大多数报告就算免费送给别人看也不一定有人要，那就需要另辟蹊径。

按理说，研报卖不出价钱，卖方研究投入的费用又那么大，这该是个不赚钱的生意才对啊。为何每家券商无论大小都纷纷延揽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号人来从事研究工作？为公司超高净值客户服务是一个押上台面的理由，真正的目标还是瞄准了买方的分仓收入这块大蛋糕。

由于保险公司在二级市场的投资主要还是依靠公募基金，而私募基金的交易一般与销售机构绑定，所以，公募基金俨然成了卖方研究的“衣食父母”。

券商赚吆喝，分析师赚银子

也就是说，只要把买方搞掂了，养活卖方机构庞大的队伍就不成问题。搞得好，券商养了一帮赚吆喝的研究员，工资却是买方“开”的，假如分仓收入足够多的话，券商既可以赚交易量，还可以多少赚一些收入，吆喝也赚到了，还不赔本，运气好还赚点小钱。这样看起来卖方研究还是一门好生意。

这个好生意的前提条件是混出名堂来的分析师都安分守己地坚守阵地，不因为“奥斯卡”打榜成功就翘尾巴。

本来，分析师拿了几个“奥斯卡”最佳分析师前三，对券商来说是挺有面子的一件事。

但是，虚荣心得到满足的一小段幸福时光过后，紧接着，各大券商往往就会面临着这些贴上“奥斯卡”标签的“大牌”分析师的薪酬要挟：要么大幅提升工资，要不他们就跳槽去别的券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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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奥斯卡”最佳分析师大多是由十大券商“培育”出来的，甚至于还是这些大券商利用公司资源帮助他们打榜成功，本来以为这些“头牌”、“大牌”们会安心原有岗位，继续为东家招徕顾客，多赚银子，以报答东家的栽培与包装之恩。却不曾想到自己造出的“星”，一旦熠熠发光，就不满足于围绕月亮转了，个个都想做宇宙的中心。

一个非常奇葩的利益链条是这样形成的：卖方研究的“大牌”们先从大券商的研究部门打榜“奥斯卡”，混出点名堂后，就地涨价，身价提高一倍。眼看在原有券商职位与薪酬待遇接近天花板了，于是灵机一动，跳槽去了中型券商，职位跳升一级薪酬又提高一倍。只要还有人愿意出更高价格，跟他们谈真诚就像跟妓女谈贞操一样不识时务。“大牌”们的最后落脚点往往都是小券商，这跟三级片女星的最后归宿常常是风烛残年的富豪一样：职位跳升几级，工资待遇又翻一倍……经过几轮螺旋式的跳槽，最后“大牌”们的职位直线上升，薪酬就攀上天价了。

吃够了“为人作嫁”的苦头之后，有的大券商幡然醒悟，不再组织参加“奥斯卡”最佳分析师的评选，也就是说，公司不再乐意用自己的资源去为分析师打榜，分析师个人爱去勾兑就自己勾兑去。

小券商天价挖角，当然也不完全是撑门面。“大牌”拿了高薪，就得更加玩命去找买方搞分仓，私募基金的交易通道绑定了销售渠道，基本上没有选择分仓渠道的余地，保险与银行主动管理多选择委外，分仓与股东背景关联度大，同时也更在乎交易成本，所以说，公募基金才是他们最大方的“恩客”，反正花的是基民的钱，不用基金公司股东掏腰包，勾兑到位了，管理人员爽了，派点哗哗地就流到“大牌”们的名下，比市场平均佣金率高2～3倍的高质量的交易量带来丰厚的分仓收入，这其中的大头就成了“大牌”们的收入来源。

买方请客，基民买单

一直以来，卖方研究与买方之间的这种病态共生关系，秘而不宣，有些分析师为博出位，往往偏离研究的本源，奇招迭出，把研究工作搞成了娱乐活动。

现在看来，很多买方乐于充当所谓大牌卖方分析师的“衣食父母”，却完全把自己的“衣食父母”——基金持有人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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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爷也是一个基民，让人不爽的是，十年前买的北京某著名基金公司的产品，直到上周五，10年总回报也不过9.9%，好在没亏本。简单测算了一下，这十年来，平均年回报率还不到1%，而每年持有该基金的管理费却是1.5％，假如该基金的交易佣金率是万8～千1，平均每年的换手率是10次，交易佣金交了1%，搞不清他们是在替谁理财。这样一算，买方帅哥们享用的美女早餐、卖方研究大牌拿走的天价薪酬，大爷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呀！

所以说，买方的屁股不应该坐歪了，应该坐在持有人这一边，应该尽量站在持有人的利益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慷基民之慨，以高佣金率的研究分仓为工具，去跟卖方勾兑。

10多年前，国内股票市场的交易佣金率是千2～千3的时候，买方的分仓佣金率就是万8～千1，10年过去了，A股市场的平均佣金率逐年下滑，目前已经跌至万2～万3，整体佣金率下降了近90%，让人惊叹不已的是，买方的分仓佣金率岿然不动，坚挺在万8高地以上不动摇。

10年前，沪深两市的股基日均成交金额（双向计算）1000多亿，现在沪深两市的股基日均成交金额动辄10000亿以上，交易金额放大了10倍。与此同时，许多买方主动管理的基金规模也出现了快速膨胀，由此“制造”出来的交易佣金收入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也近10倍，一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巨大的利益，难怪卖方研究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分一杯羹了。

值得各个层面去思考的是，当下如何切实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一，买方每天都从所管理的基金身上按市值的一定比例提取了可观的管理费，没道理还要基金持有人再掏钱替基金公司购买卖方研究服务。买方如果认为大牌卖方分析师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应该用基金公司的自有资金去购买卖方的服务，而不是用基金交易量作为对价去交换研究与服务，那样做等于是让持有人再掏一笔钱替基金公司购买研究服务，而公司却一毛不拔，显然，这种行为损害了基民的利益。

第二，买方可以通过支付一个固定费用去租用券商的交易通道，没有必要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率去支付巨额交易佣金，租用沪深两个专用交易席位的年费用不过就是50万左右。小数怕长计，较低交易成本可以大幅降低基民的持有成本，有利于提高基金的收益率。

第三，假如买方仍然需要继续采用交易分仓的方式，交易佣金率不应该高于券商全行业的平均佣金率水平。

第四，正本清源，破除多年来卖方与买方的利益链条，有利于卖方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成果的质量提升上面，而不是盯住分仓蛋糕的争抢上面。

要尽快消除眼下这种浮躁虚荣、急功近利的研究文化。什么时候买方不是以“基民买单”作为付费方式，而是愿意自己掏出真金实银来购买卖方的研究成果与服务，才能把有真才实学的研究大神与徒有虚名的“东郭先生”区分开来，才能彰显卖方研究的尊严与价值。

同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一直排在前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的技术含量与付出的努力比别的行业更高。不幸的是，这种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薪酬攀比反而助长了普遍的个人膨胀与浮夸之风。

钱来得太容易了，要做到自知之明却越来越难。

难怪南怀瑾会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不能犯：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

网红分析师还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不是一味地跳槽开高价。如果肚子里没有多少干货，而是凭着胆子大、嗓门粗赌一把，即便运气好走红网络，那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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