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丨流动性的总量与结构：从央行到商业银行…… 在欢天喜地迎国庆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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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天喜地迎国庆的前一天，央妈提前为孩子们送来了礼物“定向降准”，这个礼物如此特别，以至于有两点此前见所未见：

一是“定向”雨露居然可以泽被到所有的孩子们，简直完全可以等同于至少1次标准的降准了。

二是，从宣布到执行，相距的时间之遥远，史无前例：预计要到2018年第一季度。为何拖得如此久远?关键是那时恰逢NCD要纳入MPA中同业负债不超过总负债1/3的考核之中，NCD存量势必需要压缩。

而这两点，在首席经济学家中以预测精准见长的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再现“章鱼哥”本色，早在本论坛杂志《首席经济学家》（2017年4月创刊号）上的文章《流动性的总量与结构：从央行到商业银行……》中，就不仅阐明了“要压NCD、就需降准”的逻辑，更是清楚作出了时点预测：“中国的降准窗口可能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初开启。”

流动性的总量与结构：从央行到商业银行……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副总裁）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流动性关系的认识，基本上都只是局限于总量层面，流动性的结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使得最近几年中小银行（作为一个整体）NCD发行的急剧增加和同业负债占比的持续上升、中小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负债几乎齐刷刷出现短期化等等问题，只是被放在“非理性”这一道德的审判台上去加以评判了。而实际上，所有的这一切变化，其实都不过是整个流动性结构系统性转变的一种镜像。

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结构的转变，可能就是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在2014年前，外汇占款是我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而自2014年以来，随着外汇占款规模的下降，央行并未等比例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是开始更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MLF等方式主动调节基础货币的供应。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变化。央行外汇占款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增加、政府存款的减少都能带来货币发行的增加。在2014年1月，央行外汇占款规模为26.9万亿元，占货币发行的比例约103%。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仅为2.1万亿元，占货币发行的比例约8%。到了2016年12月，央行外汇占款的规模下降至21.9万亿，占货币发行的比例下降到79%。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提高到8.5万亿，占货币发行的比例提高到30%。在此期间，央行外汇占款共计下降约5.0万亿，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提高了6.4万亿。

在“央行-大行-其他一级交易商-其他中小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样的分层公开市场操作圈层中，外层主体间接从央行的流动性分润，只能采取同业负债方式。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流失，不降准而越来越大的公开市场滚动操作规模，恰恰构成了中小金融机构短期同业负债占比持续提高的对偶。换言之，包括NCD在内的同业负债，恰恰是小银行从大银行汲水、间接获得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雨露的“承露盘”。

为了能够更好诠释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变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本文将首先从韩国历史上的外汇占款和准备金政策操作经验入手进行考察，以韩为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1、外汇占款、准备金率与商业银行负债结构：韩国经验考察

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过程中，央行的货币投放方式往往会出现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发展的初期，新兴经济体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外汇储备不断积累。而外汇占款的积累使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被动增加。为避免流动性过剩，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笼货币。

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顺差往往出现收窄。这将导致外汇占款增速下降、基础货币投放出现缺口。此时，央行需要通过降准主动释放流动性。

在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国际资本流入压力较大，《韩国货币政策》中指出，1986年开始，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使货币供应扩张的压力日益增加。为此，韩国央行先后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到1990年2月，活期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11.5%，定期和储蓄存款准备金率区间变为8%至11.5%。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韩国贸易顺差开始下降，但自1990年2月至1996年3月，韩国准备金率却并未随之下调。

在1990年2月至1996年初，也就是韩国外汇占款出现显著下降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却仍维持在高位不变的时期，我们观察到，韩国存款性银行发行的定期存单和外债在其总负债中的占比迅速上升。1990年1月，韩国存款性银行的定期存单和外债占其总负债的比例分别只有1.5%和4.9%，而到了1996年1月，其定期存单和外债的占比已大幅提高到了8.1%和7.6%。韩国存款性银行负债端对定期存单和外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与高准备金率所造成的商业银行流动性的饥渴不无关联。

而到了1996年4月之后，韩国央行开始多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平均准备金率从9.4%下降至3.0%。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韩国存款性银行的定期存单占其总负债的比例也就随之出现了明显下降。

2、长期资金流失与短期平补操作：我国的状况

与韩国相似，我国也经历了为对冲外汇占款增加而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阶段。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影响下，中国央行外汇占款从2005年底的6.2万亿激增至2011年底的23.2万亿。为对冲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2006年至2011年，央行多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从2006年初的7.5%逐步攀升至2011年6月21.5%的历史高位。

然而，2014年后外汇占款开始出现下降趋势，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开始不断萎缩。为此，央行在2015年至2016年间虽然5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与外汇占款的流失规模明显不匹配，由此导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绝对水平仍然处于17%的高位。

高悬的法定准备金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2014年后，为弥补基础货币投放的缺口，央行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逆回购、MLF、PSL等短期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来替代本该进行的准备金率调整来投放货币。

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收放“直接”面向每一家存款性金融机构不同，在我国的公开市场操作市场结构中，央行通过逆回购、MLF和PSL向市场提供的流动性，最经常的“直接”投放对象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及其他一级交易商，其他中小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则只能从前述金融机构间接获得流动性（参见图表5）。

那么，难以获得央行直接输血的中小金融机构如何才能够获取流动性呢？其途径就只能是通过同业拆借、同业回购、同业存单等方式，从大型银行获取流动性的分润，由此导致这些机构的同业负债占比持续提高。考虑到小型金融机构往往持有的利率债偏少，抵押品严重不足，同业存单（NCD）就成为能够从大型银行获得这种雨露滋润的重要“承露盘”。

央行这种持续的短期操作，也令其他存款性公司（即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对央行负债和同业存单占总负债的比例显著提高。2013年12月，对央行负债占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负债的比例还仅为不到0.8%。而到2016年12月，这一比例已提高至3.8%。此外，自2013年12月央行批准存款类金融机构发行同业存单以来，同业存单占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负债的比例逐渐提高。到2016年12月，同业存单余额占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的比例达到了2.8%。

3、改善银行负债结构的央行操作

我们前文的分析已经显示：外汇占款持续下降而维持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搭配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构成了当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中同业比例持续提高的根源；而韩国经验显示，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够非常明显地降低同业业务的比重。

那么，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幅度和结构进行调整呢？韩国的经验同样具有借鉴性，不仅是因为我国当前的货币发行机制正在经历与其当年非常类似的转变，而且我国的最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居然也和其当初曾经达到的最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几乎相当。

在20世纪，由于外汇占款的变化，韩国央行的准备金政策出现过两轮较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次调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1975年至1977年，韩国央行的外汇资产快速积累。其间央行外汇资产同比增速平均达到了181%。为对冲超额的外来流动性，韩国央行于1978年2月至4月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们根据韩国法定存款准备的规模、货币稳定账户规模和需要缴纳准备金的存款规模估算了当时韩国的实际准备金率水平。在1978年6月至1979年12月这段韩国总体实际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最高峰，其大致稳定在21.0%左右，十分接近中国准备金率的峰值，即2011年6月的21.5%。

1978年后，韩国央行外汇资产增长明显放缓。1978年至1981年，韩国央行外汇资产的平均同比增速大幅放缓至18%。外汇占款下降使韩国基础货币投放出现缺口，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日益增加。韩国央行在《韩国货币政策》一书中指出，长期的资金短缺和贷存利差收窄，加剧了银行的盈利压力。面对这种情况，韩国央行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缓解银行的盈利压力、增加金融机构对资金管理的自主权。为此，1980年1月和9月韩国央行两次大幅下调准备金率。以定期存款为例，定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978年下半年的20%大幅下降到1980年9月的10%。这一举措使1980年10月至1981年6月的实际准备金率稳定在约10.6%的水平。

1981年至1982年，韩国央行在两次下调准备金率后，又再次上调准备金率。直到1984年再度降准。因此，在1981年至1984年间，韩国实际准备金率大致呈先上后下的“倒U型”波动。在1985年至1987年上半年，韩国的实际准备金率稳定在4.2%左右的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资本流入的压力再次出现。《韩国货币政策》中指出，1986年开始，巨额经常项目顺差使货币供应扩张的压力日益增加。为此，韩国央行在1987年至1990年又转而四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的贸易顺差再度出现下降，韩国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压力随之减轻。然而，在1990年2月至1996年3月间，韩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未跟随外汇占款的下降而进行下调。在1990年至1995年间，韩国的实际准备金率一直稳定在10.0%左右。

直到1996年4月至1997年2月，为便利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并促进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韩国央行才先后三次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为了平滑降准所带来的剩余流动性，韩国央行发行了货币稳定债券（Monetary Stabilization Bonds）。货币稳定债券是韩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韩国央行既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稳定债券回笼流动性，也可以在回购操作中使用货币稳定债券。其期限从14天到2年不等，以2年为主。自1997年3月至2006年，韩国的实际准备金率水平一直稳定在3%左右。

如果韩国的经验可供参考，那么，我国的降准窗口可能在何时开启呢？中韩历史均显示，在外汇占款持续下降、而央行仍维持高准备金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苦于长期资金失血，不得不依赖定期存单等负债渠道。这种负债结构的扭曲说明，外汇占款下降和高准备金率并存的情况难以持续。

如果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扭曲程度，反映了外占下降与高准备金率并存的不可持续性，我们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变化来推测降准可能发生的时点。

由于缺乏1988年10月前韩国存款性银行负债结构的数据，这里仅考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韩国准备金政策变动对存款性银行负债结构的影响。在韩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990年2月达到峰值。当时韩国存款性银行负债中，以定期存单、对央行负债、外债和信托账户为代表的非存款资金来源占总负债的比例约14.7%。1990年3月至1996年初，韩国央行在外汇占款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仍维持准备金率不变。由此，在高准备金环境下，这一比例上升到接近20%的水平。1996年4月至1997年2月，韩国央行三次下调准备金率（当时也恰恰处于存贷款利率逐渐放开的背景之下）。随后，存单、对央行负债、外债和信托账户之和占存款性银行总负债的比例也开始明显下降。

在我国，外汇占款在2014年5月达到峰值，此后开始进入总体回落通道。从2014年5月到2017年2月，外汇占款累计流失了5.6万亿人民币。在此期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下调3百分点，大致释放流动性3.6万亿人民币，剩余约2万亿长期限的流动性缺口，是通过短期现的公开市场操作来进行弥补的（面向政策性银行的PSL，对其他商业银行来说，仍然是只能以拆借等方式获得的短期资金）。如果考虑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增货币需求，这一缺口将会更高。

在外汇占款持续流失、但维持较高准备金率的环境下，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同业存单等非存款资金的依赖逐步提高。到2017年1月，这一占比达到20.1%，已十分接近韩国1995年10月的水平（韩国央行于1996年4月降准）。这意味着，中国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存单等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可能已经达到了难以长期持续的高位，降准或将是央行为减轻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扭曲而不得不为的选择。如果韩国的准备金调整经验可以参考，那么，中国的降准窗口可能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初开启。

如果韩国的经验可供参考，那么，中国可能需要在未来几年需要分阶段，逐步降低目前高悬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第一阶段，存款准备金率可能逐步下调至10%左右；第二阶段，再度逐步下降到3%至4%左右的水平。在此过程中，为平滑市场流动性，可以搭配使用逆回购和正回购操作。

参考文献：

(1) Bank of Korea(2003): Monetary Policy in Korea.

(2) Bank of Korea(1996): Annual Report 1995.

(3) Bank of Korea(1997): Annual Report 1996.

(4) Bank of Korea(1998): Annual Report 1997.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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