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性骚扰丑闻频发：学界为何难以摆脱性骚扰泥潭？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这桩学界丑闻东窗事发时，一场由心理学系和语言学系合办的学术会议正在我校举行。会议最后一天下午，同事给我发了条信息：“我决定不去听今天的主旨报告了。”接着发来一条网站文章的链接。我打开迅速看了一眼。标题有些煽情：《她曾是知名大学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好色教授毁了她的生活》，内容大致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一名心理学学术新星回顾自己从读博开始长期遭受自己导师性骚扰的经历。

我问同事：“你认识里面的人吗？”

“认识。他就是今天的主旨报告人，我之前一直关注他们的研究动向。”

一个多小时后，他发来另一条信息：“据说今天他的主旨报告取消了。很好。”

罗切斯特大学大脑与认知科学学系教授、知名学者Florian Jaeger被指长期对学生进行性骚扰。

Mother Jones网站上这篇指证罗切斯特大学大脑与认知科学学系教授、知名学者Florian Jaeger长期性骚扰自己学生的文章，9月8日刊出后迅速在同行学者之间引发激烈讨论。第二天的学术报告马上在双方同意下取消了。这大概是个负责而明智的决定。毕竟许多人像开头那个同事一样，看过报道之后已经表示不会去听这场报告，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反感。

尽管在报道这样一件恶劣的事件时，这篇网站文章的行文显得像小报一般低劣煽情，但一份由同校两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共同佐证发出的、长达一百多页的投诉文件，佐证了文章信息的可靠。文件里所列举Jaeger的行为比网站文章更惊人，包括骚扰范围从本科生开始、和学生发生无保护性关系等细节，至少有11名受害女性的学术生涯和生活受到他长期骚扰的负面影响，比如为了避免和他共事而故意选择了不那么理想的工作。许多同行读过文件都表示其中细节“太恶心了”。这两名教授正是在目睹Jaeger持续数年对学生行为不端后，终于忍无可忍，收集了证据向学校投诉，并双双辞职另谋他就，以表示自己不愿再和这样的同事，以及容忍这种行为的工作环境同流合污。

那之后的整整两个星期，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依然心有余悸地讨论着这件事。

大概还有人记得2016年一系列的学术界性骚扰丑闻事件。去年1月，《科学》报道加州理工大学理论天体物理学教授Christian Ott因骚扰两名女学生被处以停职一年反省的处罚。2月，《纽约时报》又报道芝加哥大学知名学者、分子生物学教授Jason Lieb因骚扰女学生被学校解雇。3月，夏威夷大学一名女教授在《纽约时报》发文抨击她所知的学术界性骚扰现象之盛及其危害。8月，英国Sussex大学一名讲师因家暴其伴侣（同时也是他的学生）而被辞退。一时间对学术界性骚扰的媒体报道和公共讨论热火朝天，看起来就像隐藏多年的不公终于被推倒了改变的边缘——然而并没有。

讨论和报道过去之后，一年以后的2017年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John Searle被报道对自己的女博后性骚扰。同样是学界大哗，媒体骚动，学生抗议，BuzzFeed等进行了长篇报道，往届学生和同事出面指证此人声名狼藉由来已久。——结果半年过去，却是不了了之。除了不再让这位名教授教授一门本科课程，大学并未给出任何恰当的处理，甚至也没有公示原因。数年之前的2015年，伯克利的Geoffrey Marcy也被曝出过性丑闻，也是媒体热议，同行批判，表示到了不得不重视的时候。学校的正式调查也发现他确有多次性骚扰行为，调查和处理的结果，竟然只是开玩笑一般的留校查看：“Marcy教授已经了解如何正确与学生交流，一旦出现任何不妥，他必须接受“包括停职或开除”在内的处罚制裁。”——一个跟没有处罚差不多的处罚。

明明在2016年有过那样连续的积极处理，转到第二年却又是当头一棒，到了罗切斯特大学，这一事件甚至都没有在主要社交媒体停留很久。让人不得不悲观地想，去年的那些积极处理是否只是作恶者意外的坏运气。

早在1998年，就有研究学术界性骚扰对女性健康影响的论文指出，高校对性骚扰采取无视态度由来已久。《纽约时报》引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称，发现1991到1996年该校留在科研领域和转系的女生成绩没有差异，转系并不是因为专业能力。而正对年轻研究人员的调查中，12%表示受到过性骚扰。英国《卫报》的一项调查发现，2011年起英国大学至少收到了多达近300起包含性骚扰在内的指控。

尽管现在，西方学术界对待性丑闻有着相对而言比较正直的统一认识。一旦丑闻曝露到公众目光下，同行都积极发声，不太会为了所谓集体对外形象而遮掩事件。从事研究和改善学术性骚扰现象工作的学者也对近两年来各高校工作环境的改善很有信心。但反复出现的性骚扰案例，和参差不齐的处理原则，依然让人感到深陷泥潭一般不知出路何处的无奈。

几乎所有曝露到公众目光之下的性骚扰事件都已经存在了至少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而在东窗事发之前，被害者早已长久承受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承受者放弃热爱的工作、让职业生涯蒙尘之类的后果；施害人除了小范围的声名狼藉，依然可以拿着薪水招收学生做自己喜欢的课题，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害。那时候同行们的义愤在哪里？我们可能因为想要保持思想的高洁，而尽量不谈和不介入品行低劣之人的事务。这种做法说的好听叫洁身自好，但客观来说，长期的避而不谈，“只有公之于众才发声”也事实上造成了包庇。

这种不能细想的消极的恶也体现在罗切斯特大学Jaeger事件里。事发一周后，我的同事、一位年轻的女博后讲到自己在学术会期间因为仰慕Jaeger的学术造诣，跟他在集体会面中谈到单独开会聊研究进展的事。让她生气的是，当时听到他们会面约定的人不少，她却没有收到来自任何知情同行的提醒。

尽管处理不公的情况下，也会有因饱含正义热情的同行抗议而获得公平的情况。比如伯克利的Marcy，最终因为同行对处理结果不满，在同行和学生联名抗议的舆论压力下而主动辞职了。但将对抗一种因性别和权力结构双重不公导致的恶，寄托在有良心的个体们身上却是让人不安的。

投诉机制是建立了，但依然有许多人感到投诉被无视。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确实被反复强调和倡导了，但“权力造成腐败”，作为容易被情境左右的动物，当人掌握权力时，或许很难自省自己对权力地位上的弱者可能造成的伤害。而学术界短期内依然是一个对人脉和推荐信十分依赖的圈子，导师对学生来说依然是难以忤逆和反抗的存在。

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能持续发声和鼓励谈论，推动投诉机制和整个依赖于权威的机制改变。这种努力也可能要在泥潭里反复沉浮，毕竟来自于性别和权力结构的恶，根本上是人类本性的脆弱在不正常结构下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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