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解冻与希望

1978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天，云低气晦，太阳无力但有些温度，我张望着走进西北大学。

在报到的地方，我见到很多「来路非常奇怪」的同学：有十八九岁，和我一样大的，也有三十多岁甚至带着孩子的；有来自农村穿着黑棉袄的，也有穿着军装的……

和这样一群个性迥异的人一起报到，并且即将要成为同学，我感觉到有些紧张，有些新奇，也有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