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从学习研究，参与到改革研究的活动中。

后来又开始参与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迟福林、李永春几个同学一起编撰一整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丛书。

那时候我的一位领导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同时完成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转化。

我一下明白原来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照这一要求我不能仅仅是一个书生，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后备人员，而应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改革当中。从此我逐渐走到了宽广的社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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