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监管“节流”过猛，货币“开源”不足刚刚公布的2018年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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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公布的2018年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减少、少增、多减”字样占据绝对主导：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减少3023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384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228亿元；委托贷款减少1570亿元，信托贷款减少90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1741亿元；企业债券融资净减少434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同比减少20亿元。

正是这样的“减少、少增、多减”等一系列“减量数据”的作用，整个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只有7608亿元，不仅远远低于1.3万亿元的预期值，更较上月的1.56万亿元，环比减少51%或7992亿元。如此巨大的跌幅让市场各路专家大跌眼镜，于是，中国资本稀缺的问题再度升温，企业融资更难、更贵的问题再度升温。

什么原因导致社融规模增量如此急速跳水？从数据上看，当然是“非银行信贷”之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严重收窄所致；那什么原因导致银行之外融资渠道收窄？第一，监管加力之后，银行资金回归表内，以致其他渠道资金不断到期回归银行，量变到质变；第二，非银行渠道阻塞之后，依赖非银行渠道融资的企业断粮，借新还旧的滚动链条断裂，风险凸显，从而形成企业风险和融资难度之间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融资规模相应骤减；第三，央行“收长放短”导致企业短期借贷减少，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减低，导致短端社融需求快速减少；第四，企业贷款平均成本上升22个基点，促使企业借贷行为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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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原因很多，但5月份社融数据给人直观的感受是：监管“节流”过猛，而货币政策“开源”却明显不足，而实际也恰恰如此，统计显示，5月份仅影子银行业务一项就萎缩了5200亿元。所以我们不禁要问：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到底有没有配合？愿意配合？配合的密切程度有多高？如果配合非常密切，那为什么会出现监管“节流”过猛，货币“开源”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尽管原因很多，但所有原因都在“可预期”范畴，那中央银行凭什么允许社融增量出现如此极致性萎缩状况，以致企业融资更难、更贵？这显然有悖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央行一句解释的词语都没有，难道它们毫无“预期管理”欲望。纵容我们已经看到货币政策的一些积极变化，但毕竟时间太短，还不足给市场以明确预期，所以，此时此刻更需要央行代表金融全体管理者出面说话，以此体现稳定市场预期的职责和担当。为什么是央行？因为“金稳委办公室”就设在中央银行，那不只是权力，更应当是责任。

为此我们热切地期望，每月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报告发布之后，中央银行应当召开例行采访人员会，对统计数据和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微调取向给出明确而权威的解释，而不是像过去和现在这样，报告扔出去了，数据扔出去了，一句话不说，市场爱咋猜咋猜，全无任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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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舆论决定预期，预期决定价格，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经济结构。这其间，预期管理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不懂预期管理就是不懂市场经济管理，就难以匹配经济管理者的地位。我们说，预期管理只有“动作”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有心、有嘴”，用“心”去体会市场，去感悟实体经济的苦乐；用“嘴”去沟通，去解释，以便货币政策动作变得更加有效。我们说，不用心、不用嘴，往往会使政策动作过激——超调，这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会导致市场因过激理解而大起大落，这不是我们中国经济宏观管理的现实状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