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邓小平前妻结婚，儿子副国级，自己正国级很多小伙伴应该都在小学的语文课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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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邓小平前妻结婚，儿子副国级，自己正国级。邓小平|副国级|前妻|林彪|徐介藩|张梅---

很多小伙伴应该都在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学到过一章课文，就是跟邓小平爷爷有关的。而关于邓小平，相信小伙伴们一定都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我们国家的最高领袖。曾任中国中央秘书长等多项重要职务的邓公，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可谓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人。

邓小平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从土地革命开始，陪着大家一路挨过了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这一长串重要的历史事件当中，都能看到邓公的身影。可以说作为我国的开国元勋，邓公为我国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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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早逝。而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又因邓小平当时受到了批判，扛不住压力最终选择跟邓小平离婚。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之后与当时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维汉再婚。

之后金维映和李维汉还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李铁映，而李铁映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官至副国级别。和金维映分开之后，邓小平也遇到了自己的良人，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卓琳。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邓小平和小自己十二岁的卓琳于1939年结婚，婚后的夫妻二人生活十分融洽，夫妻感情也良好。一对伉俪携手相伴近六十余载。卓琳一直陪伴在邓小平身边，支持着他的没一个决定。在建国初期，国家条件困难，卓琳就自己带头节俭。

从吃饭穿衣到住宿出行，卓琳都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他们夫妻二人的爱情一直被大家所歌颂着。而邓小平本人，也因为有着夫人的支持，而一心扑在工作上，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许多伟大的贡献。

从强硬的要求香港回归，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公用自己长远的眼光和一次又一次的决策力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向富强。他是这个国家的伟人，也是当代的伟人。《时代周刊》就曾两次评选邓公为“年度风云人物”。所以说，我们现今所过的优良生活，是离不开邓公的努力的。XLW

张梅出生在有“美人谷”之称的陕西米脂，无论形象气质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人特别的活泼开朗，善于交际，很受男孩子喜欢，被称为“陕北一枝花”。正所谓英雄配美人，张梅有很多人追，但她最后选择了时任抗大校长，前途不可限量的林彪。

1937年的夏天，林彪和张梅在延安结婚。在外人看来，这是对令人羡慕的婚姻，男才女貌。刚结婚时，两人的感情也确实很好，如胶似漆，林彪外出打仗，张梅把将打理的井井有条。不过，两人的婚姻却因一次意外出现了裂缝。

1938年3月，林彪穿着在平型关大捷时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骑着高头大马赴吕梁根据地，不料在行进至阎锡山晋绥军防地时，被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军官开枪射击。这一枪打中了脊椎，破坏了脊椎神经，非常严重。

当时的延安医疗条件非常简陋，对林彪的病情治疗不太理想，只能把他送到苏联治疗。张梅也和林彪一起去了苏联。

众所周知，林彪是个不太善于交际的人，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独处，到了苏联养伤后，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待在室内。张梅呢前面说了，性格活泼，大大咧咧，比较喜爱社交。当时在苏联是有很多从延安去的留学生啊，疗养的军官陪护家属的。异国他乡，大家没事喜欢聚聚，排解思乡之情，说来也是很合理的。出过国的人都知道，在外国他乡能有中国人一起，那种老乡情是很浓烈的。

张梅经常会和朋友一起参加聚会，林彪又非常不喜欢这种场合，他从不参加，也不想让张梅参加，希望张梅就在家老老实实做个家庭主妇挺好。于是，性格迥异的两人，矛盾开始愈来愈深，夫妻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时常因为要不要去参加聚会而吵架。

之后林彪回国，张梅和女儿林晓霖留在了苏联，孤身在国内的林彪后来与叶群结婚了，和张梅的婚姻也就到此结束了。

1948年，张梅回国，在东北解放区从事医疗工作。此时的张梅虽然有过一段婚姻，也生过一个女儿，但天生的美人胚子还是没变，依旧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因此，还是非常多的人倾慕她。但是大家一听说他是林彪的前妻，又都望而却步，无人敢公开追求她，毕竟林彪那时已是统兵百万的四野司令员了。

不过还真有不怕林彪的，这个人便是开国少将徐介藩。徐介藩出了名的胆子大，刚正不阿，爱憎分明。徐介藩从朝鲜战场回国养伤，和照顾她的张梅结识了，徐介藩对张梅可说是一见钟情，认定了张梅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开始对张梅展开猛烈的追求。也有人告诉徐介藩张梅的情况，可徐介藩完全不在乎，义正言辞的说：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你们不敢我敢！

在徐介藩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抱得美人归，1954年与张梅组建了家庭。两人的婚姻生活是十分美满的，徐介藩不但对张梅付出全部，而且还把张梅和林彪的女儿林晓霖也接来和他们一起住，对林晓霖可谓是视如己出。

可是徐介藩的结局也挺令人唏嘘，正如大家此前所担心的那样，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文革期间，徐介藩被林彪以"苏修特嫌"关押，直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才被放出，他也不幸留下了脑血栓的后遗症。直到1979年，徐介藩才终于恢复了名誉。

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的四野横扫东北，无人能挡，创下了一段辉煌的军事生涯。不过，有一个地方却让林彪耿耿于怀，堪称他军事生涯中最大的隐痛。这个地方，就是吉林四平。

四平自古为兵家重地，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东北三大粮仓之一，因此，1946年4月，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四平展开了第一次战役。

林彪到死不信，自己会输在这个小人物手上

当时，在东北的部队还叫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四野的前身，总司令和政委都是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彭真、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等元勋也都是民主联军的重要人物，实力上非常强。而国民党方面，也是集结了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新一军、新六军，名将也有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人，实力也不容小视。

因此，这一仗，对双方来说都极为艰难。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

这个小科长，叫王继芳，当时担任林彪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那么，这个王科长究竟做了什么呢？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春心萌动，爱上了房东的女儿。不过，这个女孩可不是一般的女孩，而是当地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女区队长。王科长为了讨好女朋友，就带着大量文件叛变了，投奔了廖耀湘。

廖耀湘是响当当的抗日名将，自然知道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就赶紧带他去见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杜聿明也很高兴，亲自出门迎接，待之如贵宾。老杜确实也应该高兴，过去都是共产党的间谍打入国民党内部，却很少有国民党的间谍探听到共产党的消息，现在终于来了一个投奔的人，那还不得高兴坏了！

为了表彰王科长，杜聿明做主，将房东的女儿许配给了他，率领军政两界高官参加他的婚礼，还破格提拔他做了少将参议。

就这样，杜聿明迅速掌握了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信息，派出两大干将孙立人、廖耀湘，针锋相对地跟林彪干了起来。

原本一场势均力敌的好仗，就这样因为一个小小的科长而变得复杂起来，林彪不得不做出撤退的决定。然而，即使在撤退的时候，我军的情报也被杜聿明了解得一清二楚，派出大军围追堵截，根本不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唯恐陷入埋伏。

这一仗，林彪打得非常窝火，黄克诚也说：“从1946年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以来，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万人……干部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厌战情绪，伤愈后不愿意归队。”

对于王继芳的叛逃，林彪非常愤怒，对他的打击也非常大，因为王继芳早在长征时期就跟着林彪，一直深受林彪信任，却不料为了一个房东的女儿，竟然做出了这种事。直到建国后，林彪都不准别人再提起这件事，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隐痛。

至于这个小科长王继芳的下场，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四平之战后，王继芳被安排到军统工作，但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军统也没给他安排什么重要的职位，一直在混日子。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军统也没人管他，只好改名换姓，在重庆找了个工作。

第二野战军打入西南后，查出了他的真实身份，把他押解到武汉，结束了他的生命。

1962中印战争，主帅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林彪，张国华主要是前线攻击的指挥。对印反击战是建国以来对外的所有作战中最漂亮的一仗。

林彪在军事作战中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中印边境关系紧张以后，当中央决定准备作战时，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大部分仍然是林彪的旧部─原第四野战军的部队)。

作战初期，林彪以小部队出击，诱使印军以为我军失败，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驱直入。包括中央都也误认为是我军失败，毛泽东曾接连7封电报，骂林彪有辱国格、丧失军威，一再电令林彪就地组织反击，不许再后撤一步。

而林彪回电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继而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印军三个集团军纵深我国境内达70余公里。而这三个集团军中有在1840年随英军入侵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的印军王牌部队，第一任军长正是尼赫鲁的心腹考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声称要再次打进北京。

林彪在得知这支部队先行入境后，下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以雪百年国耻”。

战前动员也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激励战士，使得我军将士对印军恨之入骨，总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猛虎下山，势如破竹，风捲残云一样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就把印军的三个集团军牢牢地封在了事先準备的口袋里。

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干净的消灭了，无一幸免。此一战，印军部队的斗志几乎丧失贻尽，我军长驱直入，印军四散溃逃。

战后世界军事家称之谓：“小刀切黄油的战争”。由于交战地点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很困难，作战部队的给养都不能保障，加之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接受俘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故我军几乎不接受俘虏；这也就是在国际上称此战役为屠杀性战役的原因，也是我国不愿意提及此次作战的根本原因。

战后，林彪在回到中央时汇报说：此战：其一，三十年内印军不敢再挑衅。其二，我军无一人被俘。林彪此战的战术，几乎是中、美在朝鲜场上战术的翻版，大扬了国威军威。

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

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

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1962年10月，中国打响了对印度入侵的反击战。当时的世界各国一致认定，中印两个相邻大国之间的此次较量，将会是一番激烈无比的大战。可最终让所有人吃惊，中国军队没费吹灰之力便轻松击败印度，可就在快打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时，为何我军突然停止继续前行呢！

当时和印度的反击战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展开，东线是更关键的战场。我军从一开始，就在东线战场上势如破竹。东线的沿“达旺---邦迪拉---德让宗”这几个关键的印军据点，被我军一一击破。等我军深入到了德让宗境内时，西线战场也大获全胜，印度首都新德里已近在咫尺。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致认为拿下德让宗后便停止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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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呢，我国当时发动反击战主要目的还是教训下印度，确保边境和平稳定30年，二来呢，印度背后势力不小，和英美关系特殊，苏联据说也给予其武器援助，印度地盘也很大，攻得下而守不下毫无意义。可直到在德让宗发现了这些，则完全印证了毛主席的判断！

当时，我军沿着贯穿德让宗的公路狂追印军数百里，甚至于到了德让宗腹地时，打头的部队都把逃跑的印军甩到了身后！不到数日，我军竟然把德让宗通往印军回新德里的路口给堵住了，将印军围困在德让宗。几番交火后，印军损兵折将。此时，我军一个连队在守城的路口吃饭休息时，看到好几辆大卡车进入了城内，还未来得及提枪对方已远去。

后来，我军在完全击溃印军，拿下了德让宗后，找到了那几辆大卡车。发现车上装的全是英美援助印度的第一批武器，还没来得及拆封，里面就有当时最先进的M16步枪。毛主席和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长叹了一口气，下指示全体撤军回到边境以内。

当时基于那样的国际局势，毛主席倒并不是惧怕美国，而是不想在邻国众多的中国的边境上到处树敌，后来的撤军决定也充分显示出了毛主席的谋略，“点到即止”为中国带来了几十年的边境和平稳定！

印度大众一直以来有一个错觉，即“中国无端发动了对印度的侵略战争”、“印度是1962年战争的受害者”。而历史真相是尼赫鲁将战争强加给了中国人。

关于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斯诺登式地泄漏到互联网上”之后，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接受了《南华早报》的专访，他对采访人员解释了这份保密已有50年之久的报告对中印关系未来的重大意义。这是马克斯韦尔将秘密报告公开之后，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2014年3月，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将《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上传互联网后接受了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的采访

采访人员：《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HBBR)撰写完成于1963年，据说之后你很快就拿到了该报告，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决定把它公诸于世呢？

马克斯韦尔：我曾等了很多年，希望能等到这份报告的解密。2012年我失去了耐心，于是将报告的文本发送给了印度的几家报社。

采访人员：据说那几家报社不愿刊登，他们给了你什么理由吗？

马克斯韦尔：他们表示同意将报告公开，但他们认为应该由印度政府来做这件事。如果媒体抢在前面公开了报告，将在印度国内引发激烈的争吵，媒体将受到损害国家利益的指责。

简而言之，他们认为由媒体公布，弊大于利。所以看起来，似乎这份报告永远都没有可能公诸于世了，我觉得这一结果是不能接受的，报告撰写者耗费的心血将变得毫无意义，关于那场本没有必要却意义重大的边境战争，历史学家们也将永远失去一个了解宝贵真相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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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表达自己的歉意，公开报告的过程的确有些草率。博客系统崩溃了，这并非印度政府的原因，印度国内有些人以为是政府干的，其实并非如此。我还看到有印度媒体猜测政府屏蔽了网页。

采访人员：为什么你只公开了报告的第一部分？为什么没有看到其余部分？

马克斯韦尔：我将自己拥有的全部内容都上传了，我也没见过第二部分。就我的理解，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备忘录、一些手写稿档案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撰写该报告所用到的参考资料。

采访人员：你将这份报告公诸于世，希望借此达到什么目的呢？

马克斯韦尔：报告里有我过去50年里一直希望世人了解的真相。印度大众一直以来有一个错觉，即“中国无端发动了对印度的侵略战争”、“印度是1962年战争的受害者”。而历史真相是，印度政府犯了错误，尤其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是他将战争强加给了中国人。我将报告上传互联网，这使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以“该报告事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解密的说辞不攻自破。

任何读过报告内容的人都会明白，如今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军事或战略价值，也没有什么保密的价值。所以印度政府一直拒绝将其解密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这份报告的第二部分，我本人从未接触过，现在仍处于保密状态。

采访人员：不过印度人可不是这么看。

马克斯韦尔：其实获得独立后，印度天然地继承了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当局刻意制造了这个麻烦，当时英国出于战略考虑，认为应该将边界线向东北方向推进60英里(约合96公里)。英国当局很清楚中国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早在1914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英国殖民者炮制的干涉中国内政、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会议，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上，中国政府已经顶着外交压力拒绝了英方关于割让这块带状领土的提议。

1936年，英国当局通过武力拿到了那块地。当时的中国太过虚弱，根本无力做出任何军事抵抗。不过大英帝国做那样的事情，并未获得议会的支持。

所以英国当局伪造了西姆拉会议的记录。他们将关于印度所签条约的那一部分会议记录抽出并彻底销毁，然后伪造了那部分记录。伪造的会议记录指出，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接受了新的中印边界，也就是他们现在所说的“麦克马洪线”，而那位麦克马洪先生其实并未在西姆拉会议上与中国代表达成什么共识。

1962年9月，印度所推行的“前进政策”，这里的“前进政策”是指印度政府改变印度与中国的边界状况以实现其领土野心和安全利益的军事蚕食与军事挑衅政策。印度政府的“前进政策”是对英印政府始于19世纪向北扩张的边境政策的继承和发展。1961年11月，尼赫鲁总理向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发出了新的命令……

“我们的守备部队接到了尽一切可能向前推进、积极占领整个边境的命令：在边防线上，哪里有空隙，就到哪里巡逻，或建立哨所”。在陆军总部的会议上，尼赫鲁说：“哪一方修建一个对立的哨所，那么它就将成功地在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控制权，因为实际上的控制权十个有九个都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该政策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军队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已经在中印边界西段(拉达克段)逐渐造成了局势的紧张，不过中国军队当时只是加以阻止；后来尼赫鲁政府在麦克马洪线东段也执行了“前进政策”，中国军队也只是做出了类似的阻止姿态。

尼赫鲁10月11日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印度军队已经接到命令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以“解放我们的国土”，这意味着印度实际上已经对中国宣战。正如第4师指挥官尼兰詹·普拉萨德(Niranjan Prasad)将军后来写道：“当我们在前线得知尼赫鲁总理决定要发起进攻时，我们很清楚中国人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确未坐以待毙，战争就这样爆发了。中国人的进攻既可以说是被迫做出的反应，因为考尔将军(General Kaul)已经于10月10日尼赫鲁讲话前先对中方展开了进攻，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先发制人，因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印军遭受惨败，印方的军事冒险行动不得不暂停，以积蓄力量再次向中方发起攻击。

采访人员：为什么独立之后的印度一定要坚持英国殖民者划定的边界线呢？

马克斯韦尔：这其实就是一种浮士德式(为获得财富、成功或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交易。英国当局说：“以后不要再提我们英国在印度做过的事情，作为回报，你可以坚持麦克马洪线。当然，你也可以把我的这番话公诸于世，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及大片土地，那时你的人民和反对者会怎么看你呢？尼赫鲁先生？”

采访人员：为什么你对尼赫鲁这么反感呢？一开始你不是很崇拜他吗？

马克斯韦尔：“反感”(hate)这个词用得有点重了。我只是批评他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我很了解尼赫鲁这个人，也很欣赏他，他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我曾两次担任印度外国采访人员协会的主席，这使我有机会与他有些个人接触;另外我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新德里采访人员，有时也有机会采访到他。

在我报道中印边境争端的日子里，与尼赫鲁的接触和私人友谊其实与我今天内心的耻辱感是有关系的。我一直站在印度一方，没能看到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并非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其实中国一直努力希望与印度达成互利双赢的边界协议。在我报道中印争端的那段时间，北京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了，有中国人说“这个《泰晤士报》采访人员不是被收买了就是蠢”。

我当然没有被任何人收买，我也不蠢，我只是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反共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让我很难看清真相。今天还有很多采访人员的报道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因为实际上美国一直在延续冷战时代的政策。

采访人员：众所周知，尼赫鲁本来是中国人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对中国表现得如此强硬？

马克斯韦尔：关于这个问题，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几位学者给了我一些启发。他们的理解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曾提议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而这位印度领导人认为中国总理的这一提议是对自己的冒犯——尼赫鲁认为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与外国之间的边界已经是清晰明确的，谈判是没有必要的。

采访人员：咱们还是回到《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这个话题。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份有50年历史的报告今天读起来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马克斯韦尔：这份报告表明，“中国无端侵略印度”是彻底的谎言，印度于1962年挑起边境争端才是战争爆发的真相。当然，报告并没有如此直白地叙述，这一结论隐含在密集出现的军事术语中，对于没有经验的普通读者来说，很难解读出什么清晰的内容。不过从这份报告中，你还是能看到印度人的有趣心态。

自独立以来，印度人(或者说尼赫鲁总理本人)就认为，印度的国家边界应该由印度自己单方面、私下里全权决定。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从未有一刻想到应该与中国人坐在一起谈一谈两国间的边境问题，一个理智的、对国际关系有基本理解的政治家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自行确定了中印边界线并将其印制在地图上，宣称这就是最终的正式边界，这份地图上的印度版图甚至还包括英国殖民者当年都从未觊觎过的阿克塞钦(Aksai Chin)地区。

如果印度人能仔细阅读这份报告，当然这份报告的确不那么容易读懂，他们就会知道是强大的政治压力将印度军队置于不适任的政治领导之下，印军只是在盲目地执行尼赫鲁政府的好战政策。自始至终，“前进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就一直遭到印度士兵的抵制，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政策肯定会以印度在战场上的失败而告终。然而，由于推动该政策的意志来自印度上层，军方别无选择，只能执行。该报告的撰写者曾伤感地引用了一句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他们不能问为什么……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执行和死亡”。

采访人员：你的历史著作《印度对华战争》详细描述了印度军队的溃败过程，该书基本上是根据《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写成的。“中国无端侵略印度”的说法在印度深入人心，却遭到了该书的否定。1970年该书出版，而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访华了。你认为这本书在帮助西方理解中国方面起到了多大作用？

马克斯韦尔：这本书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对尼克松总统本人中国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读了这本书，我想他是1971年读的，那时这本书刚刚在美国出版，书中的内容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随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推荐了这本书。这些细节在历史档案中都有记录，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三人的谈话录中也有相关的记述。

基辛格还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托人给我带来消息，他说基辛格对他讲：“那本《印度对华战争》让我意识到我们是可以跟你们打交道的”。当时全世界到处都在传“中国突然攻击了无辜的印度”，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受打击。我的这本书对中国人来说就好像黑屋子里突然亮起了一盏灯，到处都被真相照得透亮。在北京的一场宴会上，周恩来总理曾公开对我讲：“你的书阐明了真相，对中国帮助很大”。

采访人员：你的《印度对华战争》1970年刚出来的时候，在印度并未受到欢迎。那么这一次你公开秘密报告，印度方面又有什么反应呢？

马克斯韦尔：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一旦公开了这份报告，我将不得不面对印度人的敌意。不过目前只有一位印度老朋友有这种反应，其余大多关注的都是报告的内容或其影响。

采访人员：你受到印度政府的指控了吗？无论怎么说，你毕竟泄露了印度的国家机密。

马克斯韦尔：截至目前还没有。其实《印度对华战争》1970年刚出版的时候，印度政府就曾指控我违反了印度的《国家保密法》。随后英国政府告诉我不要再去印度，以免遭到拘捕，此后我8年里都没有去过印度。后来印度总理莫拉尔吉·德赛(Morarji Desai)撤销了指控，我才得以再次踏上印度的土地。

采访人员：现在印度和中国似乎又开始谈起来了，你判断两国的边界问题还有可能解决吗？

马克斯韦尔：当然有这个可能，而且我觉得可能性在增大。我注意到两国近期的官方新闻稿里都提到了“一揽子协议”(package deal)这个词，这个词颇有魔力，往往意味着好兆头。中印边境争端的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只存在一个方案——印度很清楚所谓“麦克马洪线”并无法律依据，这个问题必须跟中国人重新谈。

而中国也很愿意就西段边界进行谈判，中国很清楚在西段边界谈判时，印度不太可能坚持对阿克塞钦的主权，毕竟印度历史上就与那个地方没什么关系。整个谈判将花很长时间，不过印方在谈判开始前就应该清楚一点——宝贵的中印友谊将是谈判结出的果实，而这个果实也是前总理尼赫鲁先生曾经特别渴求的。

附：关于《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的一些背景信息

1963年，印度陆军中将亨德森·布鲁克斯(Henderson Brooks)和印度军事学院院长普莱敏德拉·辛格·巴贾特(Premindra Singh Bhagat)准将联合撰写了《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The 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这份陆军内部报告由战后接任印度陆军参谋长一职的乔杜里(Chaudhry)上将下令编写，目的在于评估自1962年10月20日中印开始交战到11月21日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期间印军的战场表现。

乔杜里选择了驻扎在贾朗达尔的第11军军长亨德森·布鲁克斯中将作为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报告于1963年4月完成并与乔杜里手中内容详尽的附录一道被转交给印度国防部。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印度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并未从政治角度讨论那场战争，而主要是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印度在战场上失败的原因。印度当年希望中方能接受英国人划下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两国的正式边界，但中方拒绝接受“麦克马洪线”，认为那条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任何法律效力，是英国人阴谋的产物。

尼赫鲁便实行了危险的“前进政策”，印度在“麦克马洪线”附近设立了独立岗哨，以强化印度的“领土主张”。印度的军事动作引发了中方愤怒并进行了反击，仓促应战的印度军队并未做好准备，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印军遭遇了大范围的溃败。取得胜利的中国军队随后撤出了所占领的土地，并将所缴获的武器装备交还给了印军。

英国采访人员、研究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权威战史专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作为英国《泰晤士报》南亚通讯员被派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他亲历了印度对华战争的全过程。

最初，他与其他西方新闻采访人员一样，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印度一边，认定中国是“侵略者”，并在报道中贯彻了这一立场;然而，随着对中印冲突的了解不断加深，他也逐渐看到了中国那一边的状况，这使他意识到了自己对中国的偏见以及对战争起因真相认识的不足。

1967年回到英国后，马克斯韦尔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开始研究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享有权威地位的《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一书。该书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等人的高度评价，并对中美建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4年3月17日，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互联网上公开了被印度政府列为“绝密”长达50年之久的《亨德森·布鲁克斯-巴贾特报告》。该报告被认为只存在两份，他在1970年出版的《印度对华战争》中曾大量引用该报告的内容。马克斯韦尔表示，他很早之前就看到了这份报告，并且一直在等待它的解密。他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请不要问我是如何获得这份报告的，今天印度政府依然未解密这份报告，但人们可以发现，报告内容已经成为我书中观点强有力的佐证”。

马克斯韦尔表示，最后之所以决定将这份报告上传互联网供公众阅读，是因为印度政府拒绝将其解密。马克斯韦尔说，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不愿给后人留下难题。该报告在互联网上出现之后引起下载狂潮，但人们在印度并未能下载到该报告，有猜测称印度在其国内网络上屏蔽了该报告的下载页面，对此印度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2014年3月下旬，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对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进行了专访，本文即为当时的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