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焦虑”与困境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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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部长乔博访问上海。5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G20外长会上应约会见澳外长毕晓普。一年多来中澳关系一度乌云密布，近期澳总理和外长先后表达改善对华关系意愿，其一系列举动似乎都在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澳大利亚与中国远隔重洋，经济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然而自特恩布尔上台以来，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对华关系一度出现裂痕。正确理解澳大利亚及其对华政策，对于当前的澳所言所行，都会更为理性的认识。

自视西方一员，难掩冷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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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5年9月21日，特恩布尔就任澳大利亚总理一周后，在被问到全球主要威胁的问题时，他回答说:“我们需要确保的是，中国的崛起以不破坏地区安全与相对和谐的方式进行。”这样直白的表述，在近年来历任澳总理中都较为少见。

在澳大利亚2016年发布的首份国防白皮书中，提到“基于规则的秩序”56次。在2017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中，特恩布尔称，“新势力的快速崛起，不论是现代中国还是古代雅典，都会造成焦虑。”焦虑，反映了当下澳大利亚政经界对其外部战略环境的真实认知。

特恩布尔在2017年11月发布的题为“机遇、安全与实力”新版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前言中说，“广度和幅度上史无前例的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基调”。这份100多页白皮书充斥着对中国快速崛起的“不适”与“焦虑”。白皮书中直接提到“基于规则的秩序”12次，“规则”42次，“国际法”22次，“价值观”1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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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大利亚来言，世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只是从一个家族成员转向另一个家族成员。特恩布尔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与美国相当时，“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制度和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崛起往往伴随着外交影响力、军事实力，发展与整合综合科技的能力，以及投射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的能力的增长。白皮书称，“亚洲经济增长持续塑造着我们的战略环境”，这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经济崛起之影响力的一个基本判断。白皮书指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地位”，这是近十年来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白皮书首次出现这样的战略判断。白皮书中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中国与美国GDP分别为21.4万亿美元和18.6万亿美元。2030年，中国GDP(42.4万亿美元)将几乎是美国(24.0万亿美元)的两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更是加剧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使得澳大利亚对美国在南太平洋影响力可能的“退场”，造成了“被抛弃的担忧”。白皮书呼吁，没有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强势介入，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将更快。

在特恩布尔任内，“基于规则的秩序”主导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思维，而这种秩序显然是“基于美国”的秩序。澳外长毕晓普表示，全球秩序会继续源于实力，美国的强大实力依然是“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必要支撑。客观地说，澳大利亚的焦虑并非庸人自扰。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把美国看作其国际权利与权力的主要来源，美国可能的“退场”对其造成的焦虑不言而喻。

搭载中国发展便车，难舍经济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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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澳大利亚呈现出非常矛盾的对华心理认知。一方面，澳大利亚仍持有过时的冷战思维和偏执的心态，对中国的发展心怀防范;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希望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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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成为推动亚太地区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动力。中澳两国已签署“中澳自贸协定”，建立起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2007年以来，中国已连续10年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进口国，连续8年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国。目前，澳对华出口额占澳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同澳大利亚各产业之间形成了广泛而又紧密的联系。近年，旅游业和教育产业成为中澳贸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7年，中国赴澳旅游人数超140万，中国游客在澳旅游时间及花销在各国游客中名列第一，占各国游客在澳开销总额的四分之一。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占澳教育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为20万中国留学生提供教育资源。

中国近年来在澳大利亚能源、交通、房地产等多个领域的金融投资总体呈上升态势。澳联储2012年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中澳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作为澳联储外汇储备币种，已占澳大利亚外汇储备的5%。澳联储行长菲利普·洛威指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繁荣的中国市场将为澳大利亚带来更多的机遇、更高的国民收入与更合理的产业发展。用经济学家索尔·埃斯莱克的话来说，“过去30多年来，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哪个国家比澳大利亚获利更多。”

盲目“站队”，意外出局美国“核心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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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1年9月签订《澳新美同盟条约》确立了美澳同盟关系，澳大利亚一直被视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并由此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美澳同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均在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予以全力支持和紧密追随。

本来，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澳大利亚就对美澳同盟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走向充满忧虑。当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派哈里斯这个鹰派人物赴任驻澳大使时，澳大利亚将此理解为对美澳同盟的重视，也为其应对地区局势变化增加了强硬底气。所以，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初，澳大利亚立即高调“站队”随风起舞。

澳大利亚主要关注的是所谓中国在澳影响力的增强。澳政府警告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不要签署任何允许中国在当地建造所谓“永久性军事设施”的协议，澳媒体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渗透”的报道也频频见诸报端。澳对中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投资提议表示“担忧”，甚至中国企业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一座环礁投资建造渔场，都能让澳媒紧张。中国正常的海外建设项目都能让澳说三道四，折射出的是其对华心态的失衡和外交自主的缺乏，使中澳关系在近一年来受到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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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哈里斯最终改任驻韩国大使，表明朝核问题和东北亚地区始终是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的优先选项。美澳同盟相比美韩和美日同盟，均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对此，特恩布尔公开表示“失望”。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则直言称，“澳大利亚已经成为美国的二流盟友”。

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澳大利亚一些人所谓中国对澳推行“意识形态输出”或“干涉澳大利亚内政”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与所有国家开展的是平等合作，实现的是互利共赢，既不干涉别国内政，更不会去对别国搞渗透。近来中国的周边形势的极大转好，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迅速达成共识，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澳在对华认知上两边下注，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当前，澳方释放友好信号，更多来自于其对经贸方面的利益诉求，不可能解决中澳关系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保持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历来是中国的基本方针。澳大利亚领导人不应将其作为应对国内政治压力和政党竞选的应急或权宜之计。能否放下传统思维，摘下有色眼镜正确看待中国发展，才是中澳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是破解澳大利亚外交困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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