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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康乾盛世”是弥天大谎？盛世下的累累白骨全被史书掩盖了。史书|康乾盛世|白骨|盛世|弥天大谎|掩盖---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而“康雍乾”时期，又是这个末代王朝的最鼎盛时期，所管辖的疆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广阔时期。当时，国家政治稳定，经济也发展迅速，直到现在很多人说起来，也是褒多贬少。不过，抛开这些辉煌，回看当时的文化领域，却是一片万马齐喑的状态。

清朝执政者为了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大兴“文字狱”，使得这一段“鼎盛时期”从某种意义来说，成为中国文化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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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的文化惯例，“康乾盛世”当然也把方志修撰放在里重要的地位。当时清朝政府出台了很多制度，对于修志过程的人选、审查、期限进行严格的规定。目的无非是按照朝廷的要求，修编志书。清廷明确要求全国“一统志”由朝廷敕修，主持人统统选择朝廷的“政治上明白”的重臣进行审查监修。成书以后，修撰史书的大臣将稿子送给皇帝，由皇帝亲自过目。乾隆中期，重修“一统志”，因为全书卷数太过浩繁，改为按照各省陆续进献给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对于“一统志”的稿子，审阅相当仔细，甚至达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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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乾隆四十七年的正月，乾隆看到进呈的“一统志”内没有张照，同时出于政治需要，专门批示道：“昨阅进呈一统志内，国朝松江府人物，止载王顼龄、王鸿绪诸人，而不载张照。其意或因张照从前办理贵州苗疆曾经获罪。又其狱中所题白云亭诗，语意感愤，经朕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因而此次纂办一统志，竟将伊姓氏、里居概从删削殊属非常。张照不知朕办理其案之公衷，而反挟私怨怅，诚非大臣公忠体国精白一心之道。然其文采风流，实不愧其乡贤董其昌，即董其昌亦岂纯正之正人君子哉！使竟不登志乘，传世艺林，致一代文人学士，不数十年，竟归泯没，可乎？......总之，张照虽不得谓醇儒，而其资学明敏，书法精工，实为海内所共推重。暇瑜不掩，公论自在。所有此次进呈之一统志，即将张照官秩、出处事迹，一并载入。其各省志书或有似此者，纂修诸臣皆宜查明奏闻补入，并通谕中外知之。”张照与鄂尔泰的关系一直不好，而鄂尔泰又是乾隆打击的朋党之一，所以，与其说张照编入史志是他的“文采风流”，倒不如说，这是乾隆对于支持者的犒赏。

而涉及到明朝的人物，审查更加严格。当时各省的“通志”都是由总督、巡抚领衔监修。“通志”为“一统志”所取材，内容远较“一统志”详细。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六年，大学士、九卿等讨论明代殉难诸臣的赐谥问题，乾隆确定了“以《明史》及《辑览》为据，旁及一统志及各省通志，参互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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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当于说，以后，所有的各省地方志记述当地历史，必须要严格遵守清朝政府修订的《明史》，不能有任何逾越。虽然编撰者小心翼翼，但是即便如此，只要“文字狱”兴起，也难逃被朝廷指控的结局。

乾隆二十六年，江西武宁县人余豹明举报革职的原刑部主事余腾蛟，曾经编修县志，载入了讥笑讽刺的诗词。这件事虽然查无实据，但是江西巡抚胡宝瑔仍然一口咬定余腾蛟“其人居官居家素不安静。从前修志之时，该县知县邹应元因余腾蛟曾荐举博学鸿词科，该县进士又只一人，乃就近延入志局纂修。即经前藩司王兴吾驳斥，以余腾蛟缘事被劾还家，不可膺修志之任，旋经另延修辑。其余豹明所指之诗，亦非现今志稿所载“。胡宝瑔并不罢休，他还向朝廷邀功说：“臣复思余豹明不甚识字，所摘之句尚无显然讥讪之迹，犹可抵赖。而余腾蛟素以诗文自命，其家所藏，或有写刻别本。因将余腾蛟监禁省城，臣即于本月十七日，带南昌府知府李縉星夜驰赴武宁，于十八日至余腾蛟所住之杨店村庄，夜半直抵其家，逐细搜查，别无悖逆字句。”有如此“紧跟中央”“政治明白”的“能吏”，“康乾盛世”下的“文字狱”愈发“出其类而拔其萃。”余腾蛟幸好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把柄，要不然，在清朝政府强大的“专政”之下，难免不遭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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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字狱”强硬开始实施，必须依赖互相监督和举报制度，但凡举报，一定会有诬告，所以它是双面刃，即可以打击读书人、修史者，自然也会伤到“执法者”。乾隆四十六年，海澄县的普通县民周铿声控告本县知县叶廷推纂修县志时，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周铿声与叶家一直有仇怨，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虽然后来案件清楚，但是福建巡抚依然对叶廷推在志书当中引用的文字进行斥责，“且查碑摹上载皇清二字，下书岁在丁亥，未书年号，尤当严究”！可见当权者在铺天盖地的“文字狱”面前也并不安全。

在查办文字狱案件中，一些地方官往往借助地方志来扩大线索，将案件无限放大。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八年，江西宜春人袁继咸的《六柳堂集》案件发生，事发后，江西巡抚郝硕奉皇帝的命令查缴。他随后给乾隆报告：“臣思袁继咸既有著作刊行，则该府县志自应有诗文载入，复同两司将该府志书详细查看，志内载有原任上书孙嘉淦撰袁继咸《未优轩集》序文一篇。......臣查有此序比另有《未优轩集》一书。......遂即查获原存抄本。臣恐各志书所载似此等序文者正复不少，未便率忽。臣现已饬将各府县志书发局委员分校，详细查核，凡有似此序文，或但有成书名目及著作人姓名者，俱令开单指明，饬行本县着落根查呈缴，务期剔厘净尽，断不敢稍事疏漏。”从序文查书，然后又从志书里查序文，还要“开单指明”，“勤劳”“认真”的态度，使得知识分子不敢发出任何异议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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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王芑孙曾经说过，自从朝廷开四库馆，天下极少看到的书才稍微出现了一些，但是书禁也越来越多，互相诬告的案件频频发生，知识分子一个个恐惧不已。凡是天文、地理、言兵、言数的书籍，“有一于家，唯恐遭祸”，往往不问禁与不禁，只管堆在一起统统烧掉。

清朝政府“盛世”之下的“文字狱”虽然使得内部知识分子纷纷闭上了嘴巴，可是却挡不住外敌的入侵，就在五十多年后，英国人的大炮彻底摧毁了中央大国的尊严，而曾经给清廷带来无比自豪的“书禁”政策，则在大变局面前束手无策，彻底露出了愚蠢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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