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临死前将王位让给商鞅，鞅为何坚决不受，以致最后车裂而亡说起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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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临死前将王位让给商鞅，鞅为何坚决不受，以致最后车裂而亡。王位|临死|让给|秦孝公---

说起商鞅变法，我们都不陌生。商鞅之所以能够一展抱负，在秦国顺利地开展变法运动，就是因为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可是变法必然要触犯那些旧贵族的既得利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就不变法了吗?不，必须要变，还要大变。最好是能够改天换地。商鞅坚定自己的理想，努力让平生所学造福于民，结束这个混乱的世道。这就意味着他将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了秦孝公，秦孝公在的时候，这些守旧势力还不敢造次，但是孝公一死，商鞅马上就遭到清算，车裂而死。这就使得商鞅这个历史人物着上了悲剧色彩，另我们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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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嬴姓_图

秦孝公可以说是一个明君，对商鞅来说有知遇之恩。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秦孝公在临死的时候要将自己的王位禅让给商鞅，而商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呢?

什么，这又不是尧舜禹的时代，还禅让?你没有听错，史书上明确记载了秦孝公要将王位禅让给商鞅。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翻阅典籍，回到那个年代，在蛛丝马迹里探索历史真相。

这个故事记载于《战国策》，在《战国策·秦策一》说到:“秦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关于这段历史事件的记载，很少有人怀疑。如果您不相信，我们就以史料说话，在历史事实面前，是胜于雄辩的。

那么，秦孝公为何要这么做呢?我们发现，当初秦孝公发布《求贤令》的时候，就诚意十足，“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我们当初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看来，绝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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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_图

秦孝公胸怀大志，终其一生，都在坚持变法，从未动摇过。正因如此，在其老迈之时，感觉到自己行将就木的时候，就要把王位传给足够信任之人，能够让变法大业继续下去。既然秦孝公真有诚意，那么商鞅为何干脆地拒绝了呢?因为商鞅明白，秦法已经推行了二十年，“秦民大悦”，老百姓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变法带来的利益的。况且变法能不能够继续推行下去，绝不是靠传一个王位能够解决的。作为变法运动的总设计师，商鞅高屋建瓴，他看得很清楚。他坚定地认为变法运动“顺乎天，应乎人”，一定能够成功;其次，如果自己接受了王位，秦国宗室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到时候，秦国大乱，二十年变法之功将毁于一旦，这是商鞅绝对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商鞅坚决不接受禅让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现在想想，商鞅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我们知道，在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这时候被商鞅得罪的秦国宗室乘机发难，欲杀商鞅而后快。秦惠文王面对这种局势，只能杀商鞅以堵住悠悠众口。可是他也明白，商鞅变法并没有错，因此，他虽杀了商鞅，却没有废商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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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_图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疑问。秦孝公将王位禅让给商鞅，是不是当时有这种禅让思潮呢?是的，绝对有，秦孝公是个明君，又不傻，是绝对不会心血来潮的。在战国中后期禅让思潮曾一度流行过。首先，这种思想源于尧舜禹之时，儒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大同”社会。之后进入了三代，“传子而不传贤”，即所谓的“家天下”，儒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小康”社会。尽管禅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儒家理想的社会一直是“大同”社会，因此，一直有一种“禅让”情节。

在《论语·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看看古人的解释，刘向在《说苑·修文》说:“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意思很清楚了，孔子在这里虽然是称赞仲弓的才干，却也有“选贤与能”的想法。在孔子之后，墨子也有此想法，如《墨子·尚贤下》赞美尧舜禅让，“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明确提出“尚贤”思想，并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此外《左传》、《国语》等典籍也有“尊贤”、“明贤”的主张，但一般只适用于天子以下和选择太子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将天子之位直接禅让给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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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版图_图

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情况就不一样了。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大部分是儒家的经典，大致成书于子思到孟子之间，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分化。有《唐虞之道》一篇，单看名字，大概就能猜到其中讲了什么。这一篇专门讲“禅让”的事情，多数学者认为《唐虞之道》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其中明确提出“禅也者，尚德受贤之谓也。”此外，还有上博简《容成氏》一篇，其中说到:“三代以上，皆受贤不受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容成氏》还举了古代二十多位上古帝王“皆不受其子而受贤”的例子，那么可见“禅让”之风确有其事。我们知道，古代学者常常通过先王来表达其政治理想。

如果说以上材料仅仅是一种主张，还缺乏事实的说服力。那我们就不妨举事实来说。

根据《吕氏春秋·不屈》记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当然惠子拒绝了梁惠王的“禅让”，但理由并不认为禅让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以国与人犹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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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节选_图

此外，在燕国也发生了禅让事件，史称“燕王哙让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这次，子之接受了燕王的禅让。今人梁涛认为“禅让乃是当时大环境的产物，有非常复杂的动机和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纵横家的鼓动外，更重要的还是选择一位贤明之君让自己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燕王哙将国家禅让给子之，引发了燕国内乱，自己也身死国亡，此后禅让之风走向低潮。但这无论如何也说明当时确实存在过禅让的思潮和事实，尽管这种理想破产了，但依然值得我们尊敬，而不是嘲笑。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秦孝公欲将秦国禅让给商鞅，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商鞅称赞，他确实有远见卓识，没有接受禅让，否则很难说，秦国不会发生和燕国一样的悲剧。如果真那样，七国中，谁将一统天下，可就是个谜了。

文:甪里先生

参考文献:《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